1946年国共谈判中李维汉对民主宪法的探索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2-02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省长沙县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016年是李维汉诞辰120周年，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李维汉为新中国宪法（“五四宪法”“八二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事实上，早在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李维汉就参与旧政协会议后的宪草审议委员会活动，同民主人士一起研究宪法，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作斗争的同时，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起草民主宪法的决心。

　　一、临危受命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

　　抗战结束后，1946年1月召开了包含国内五大方面（国民党、中共、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旧政协会议的一项重要决议案《宪法草案案》旨在修改国民党1936年起草公布的《五五宪草》。《宪法草案案》规定在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在地方实行省自治，得到了中共的支持。旧政协结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宪草审议委员会，决定由五方面选派代表，在1946年2月至4月两个月的时间内，根据《宪法草案案》对《五五宪草》修改，起草一份民主宪法。

　　在宪草审议活动中，中共认为省自治可以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合法地位，因此在讨论宪法时极力维护。在1946年4月1日会议中，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要求宪法里明确规定“省得制自治根本法，中央不得变更之”[2]，亲国民党的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当即反对，主张“省议会制定之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自治。博古义正言辞驳斥陈启天无理主张后，陈启天恼羞成怒，愤而退席。[3]宪草审议活动一度中断。为此，博古决定回延安请示中共中央。[4]（P.487）不幸的是，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博古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一起牺牲，为民主宪法的制定献出了39岁的宝贵生命。

　　在宪草审议活动中，博古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民盟方面的称赞。民盟代表张君劢1948年回忆说：“不幸秦邦宪飞延安机毁坠死，这是一大不幸，因为秦是对宪法很热心的”。[5]（P.4）博古牺牲后，宪草审议活动因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前往重庆，接替博古未完成的工作。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在延安飞往重庆，代表中共继续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活?印?[6]（P.634）

　　二、研究民主宪法，参与宪草审议活动

　　李维汉到重庆后，即投入到研究民主宪法的工作中去。据他本人1983年回忆：“我在重庆27天，有10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到南京后，也用了不少时间研究宪法”。[6]（P.636）当时，中共与民盟希望按照政协《宪法草案案》修改《五五宪草》，而国民党则坚持十年前由他们一党起草的《五五宪草》不容变动。李维汉认为：“《五五宪草》的实质是：中央集权、总统独裁、人民自由权利被剥夺，民族自治权利被取消，是一部保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御用宪法。”[6]（P.635）政协《宪法草案案》规定责任内阁制与省自治，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为此也遭到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对此，李维汉认识到：“综观宪草一案的斗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这个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一项，坚持不让，一开始即成僵局。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国民党要中央集权，我们要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要否定我们的解放区，这是关系到保护我们根据地的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6]（P.635-636）

　　在博古牺牲后不久，宪草审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宪草小组，委员们根据《五五宪草》和由民盟代表张君劢起草的宪草进行比较后，对《五五宪草》进行修改。在1946年4月23日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上，李维汉表示：“凡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6]（P.635）此外，李维汉还代表中共声明，希望宪草中规定地方法官民选，以及坚持责任内阁制（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7]（P.63）由于国共关系的恶化，宪草审议委员会活动于1946年4月底被迫中止。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代表团也随之前往。在南京，李维汉继续研究民主宪法的工作，同齐燕铭（时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秘书长）一起草拟了一个《五五宪草》修正案的未定稿，作为同各方面交换意见的准备。[6]（P.644）1946年8月，李维汉同齐燕铭到上海，向民主人士征集对宪法的意见。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假定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各派力量合作的国大，即提出我们的未定稿作为修改研讨的根据；二是如果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分裂的国大，则在我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以此作为人民自己的宪草。”[6]（P.644-645）由于国共内战的不断扩大，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宪的设想未能实现。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共与民盟共同予以抵制，11月19日，李维汉同周恩来一同返回延安。

　　三、撰文批判《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共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坚决予以抵制。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 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8]国民党拉拢了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社会贤达，制定出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中部分条文符合政协《宪法草案案》规定的相关原则，然而，也对维护蒋介石个人独裁与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作出妥协。由于中共和民盟的退出，这部宪法实际不具备普遍的合法性。在当时国共内战的情况下，宪法也不具备真正实行的可能性。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完成并公布后不久，李维汉即撰写《人民无权，独夫集权――伪宪法的假面目》一文，对其进行批判。 　　李维汉在文章中指出：“什么是民主宪法？主权在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为国家的主人。伪宪法怎样呢？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勾销了；人民的自治权利被取消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被否定了；人民经过自己的代表去管理国家政权的权利也被否决了；国家全部权利集中于中央，而中央则拱手听命于总统独裁！所以伪宪法的内容和实质可以八个字概括尽之：‘人民无权，独夫集权’。”[9]（P.203）李维汉认为，国民党制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尽管伪宪法的某些条文为若干虚伪的民主字句所装饰着，也无法掩盖其独裁主义的实质。而且我敢断言国民党反动派马上要利用‘行宪’为借口，来更加压迫、剥削人民，出卖国家主权，继续进攻解放区。”[9]（P.204）蒋介石于1948年召开“行宪国大”将自己推上“总统”的宝座印证了李维汉的判断。李维汉认为，只有在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前提下制定的宪法，才能是民主宪法，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他在文章结尾呼吁：“民主自由，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宪法只能是人民斗争的果实。奋斗！为民主，为自由，为民主联合政府，为民主宪法奋斗到底！”[9]（P.204-205）李维汉以宪草审议活动亲身经历者身份撰写的这篇文章，先后刊登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促使广大人民认清了国民党“制宪”的真面目。

　　尽管旧政协后的宪草审议活动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单方面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而告终，但正如李维汉在1946年11月19日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而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6]（P.652）在宪草审议活动中，李维汉坚持政协原则，反对《五五宪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宪草审议活动结束后，李维汉同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并强调民主宪法的制定要以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为前提，即宪法的制定需要包含各种政治派别意见，不能像国民党一样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制定虚伪的《中华民国宪法》。李维汉的文章更是表达了反对独裁宪法，呼吁民主宪法的美好愿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李维汉在1946年国共谈判中对宪法的研究这段经历，为其后在新中国建立后参与制定“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奠定了基础。李维汉对民主宪法的探索成果，无疑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日我国坚持依宪治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