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评析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20世纪90年代，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不振、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实现了长达120个月的持续增长。不仅如此，美国经济增长还突破了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此消彼长关系的描述，实现了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同步发展。然而，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也愈益扩大。一、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太明显。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居西方国家之首。（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清晰地说明美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笔者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变化的统计资料（见下表）。
美国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单位：%）
年份 最低的20% 第二个20% 第三个20% 第四个20% 最高的20%
1951 5.0 11.9 17.0 23.1 43.0
1956 5.0 12.5 17.9 23.7 41.0
1961 4.7 11.9 17.5 23.8 42.2
1966 5.6 12.4 17.8 23.8 40.5
1971 5.5 12.0 17.6 23.8 41.0
1976 5.5 11.8 17.6 24.1 41.1
1981 5.1 11.3 17.4 24.4 41.8
1986 4.6 10.8 16.8 24.0 43.7
1987 4.6 10.8 16.8 24.0 43.8
1988 4.6 10.7 16.7 24.0 44.0
1989 4.6 10.6 16.5 23.7 44.6
1990 4.6 10.8 16.6 23.7 44.3
1992 4.3 10.5 16.5 24.0 44.7
1994 4.2 10.0 15.7 23.3 46.9
1995 3.7 9.1 15.2 23.3 48.7
1999 3.6 8.9 15.0 23.2 49.4
2000 3.6 8.7 14.9 23.2 49.7
2001 3.5
资料来源：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0、12、16版；EIU Country Report 2001,USA,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p.28;U.S.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 U.S.Census Bureau Wabsite(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 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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