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关系探讨

提 要  辛亥革命后，在社会政治领域迅速出现了一个以前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核心
的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他们追寻“正统”，死守“权威”，以尊孔为复辟开道，以孔子思想
唤起人们对于逝去的封建王朝的回忆与留恋。满清皇室贵族集团的尊孔活动，揭开了民国初年尊
孔复辟运动的序幕。以往的研究，在政治角度取得了明显的收获。但是，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心理
的角度分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的关系，还可以透视在民国初年这一特定的社会转折关
头，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分析民国初年波澜壮阔的新
旧斗争，认识社会历史转折的艰难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随着辛亥首义的第一声枪响，宣告了在中国统治267年的满清王朝的彻底失败。但是，历史的发
展常常是这样：统治者总是不甘心于失败，总是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只
要有一线的希望，他们就要付出十倍甚至是百倍的努力，屡败屡战，进行反扑。几乎在中华民国
成立的同时，在满清皇族贵族顽固派的周围，便迅速结成了一个帝制复辟集团。对此，业师章开
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和《章开沅学术论著选》中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曾有精辟的论述，很能从
中得到思想的启示。本文试图在文化的层面上剖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揭
示其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一

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于时局的判断，经常不同；哪怕是非常错误、糊涂，甚至是幼稚可笑的看
法，也往往不能自知。一方面是拥护革命，欢迎民主共和的人欢畅地说，封建帝制已不合于中
国，应该被民主共和所埋葬；民主共和在中国得到确立，有广泛的国民心理基础：“蓋我国民既
懲於甲午庚子以来之失败，又受日俄战役之刺激，就事实上之比较，知专制之终于覆国，立宪之
可以兴邦；又以他国已往之事实推测之，则立宪政体之成立，非革命流血不为功。故武汉发难，
全国响应。”“今民国成立将一年矣，观共和政治之现状，则其表示吾国民之心理者，尤彰彰
焉。” 另一方面是诋毁民国，做着复辟梦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可笑的判断：“革命以
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人心，混乱的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
目，旧的恶弊仍在困绕着人们。兴一利而生百害，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
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 。流产
了的宣统复辟闹剧，在人们沉浸在推翻帝制的喜悦中，在满清王朝皇室贵族顽固派错误判断的支
配下，荒诞地上演了。

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他们本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
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他们在会上再三表示誓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
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坚决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
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仓皇逃离北京，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
阴谋策划复辟。溥伟和善耆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
高的声名地位，居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蒙古镶黄
旗）、铁良（满州镶白旗）、金梁（满州正白旗）等人被网罗在他们的周围，而且还招罗了一批
前清遗老。这些前清遗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为其中一部分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
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
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为“文人学士”，
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劳乃宣（前清学部副大
臣）、胡思敬（吏部主事）、刘廷琛（学部副大臣）、陈毅（刑部侍郎）、章梫（翰林院编
修）、沈曾植（署理安徽巡抚）、郑孝胥（湖南布政使）、李瑞清（江宁提学使）、胡嗣瑗（翰
林院编修）、陈三立（吏部主事）等等 。辛亥革命既击碎了他们的粱园美宅，也击碎了他们的政
治信念和文化理念。共和与帝制的冲突就像熊熊烈火一样，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升腾。升允在
《檄告天下文》中叫嚷：“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胡思敬则以“规复故君”、“奉宣统复位”
为职志，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每当饭不忘”相激励 。反革命气焰极其
嚣张。因此，他们是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铁杆儿“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此反动，有如下因素：一是从他们的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在人生历程的很长时
间里在科举场上拼搏，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熏陶，长期的旧文化的习染，培育了他们的政治信
念与文化理念，很难因新时代的开辟而得到改变；二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一般出身于
世家大族，家庭环境的熏染，既培养了他们坚定的阶级感情，又培育出浓厚的政治情感，他们对
于民主共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三是从社会阶层利益来看，辛亥革命使他们由旧时代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受益者顷刻变为新时代的最大失利者。巨大的失落感经常地激发他们强
烈的社会激愤；只不过这种激愤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罢了，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有害于社会进步
的社会心理罢了。这是从总体上分析。

如果进行个案考察，他们在民国初年坚持如此反动的政治立场，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像劳乃
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人，在晚清洋务、维新、新政、立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落后的反
动的立场上讲话的，可以说，他们是老牌的顽固守旧分子；像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在
维新运动中，加入了帝党阵营，对满清皇帝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种“忠君”的感情并不能随着
帝制被推翻而马上消逝，以致于在辛亥革命后他们依然怀着对于亡国之君的无限眷恋，对新时代
的到来极端反感，对对民主共和的确立充满敌视。胡思敬曾做一首《咏雪》的七绝，将他的现实
感受隐喻于诗意中，十分恶毒。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
朝曦隐隐露西山。” 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新生的中华民国，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
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重见天日”。总之，从追回逝去的王朝，从图谋复辟帝制的
立场出发，从对于满清皇帝的深厚感情出发，封建复辟分子必然诅骂革命是“暴乱”，革命党是
“乱党”、“土匪”，诅骂民主共和是“暴民专政”，诅骂进步文化是“异端邪说”。

二

以满清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复辟集团，他们进行串联、密谋、举事的主要地点集中在上海和青岛。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
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
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
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吴璆、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
福建来的林开?、沈瑜庆；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
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陈三立、沈曾
植、李岳瑞等26人。从青岛赶来的刘廷琛因迟到一日，没能参加当天的聚餐会 。他们从全国各地
赶赴上海，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着共同的政治目的走到一起来。有胡思敬的追
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饘于
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 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当
然不是指使与会者耳闻其音，而是要制造国际影响，赢得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

除了这类的聚会活动外，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
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
植、瞿鸿禨、陈三立等。超社成员每月必有一聚，饮旧吟诗，抨击时政。他们以亡国之臣自居，
抒发亡国之恨。受超社的影响，相继成立了“同抱故国之感” 的“淞社”和“逸社”、“希社”
等等。虽然这些诗社的成分比较复杂，但从其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
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

青岛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清王朝被推翻后，皇室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帮
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逃亡青岛。在恭亲王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
上海遥相呼应。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满清贵族、前清遗老有：吴郁生
（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
（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余则达、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
督）、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萧应椿、李家驹、周学熙等人，均与恭亲王密切往
来 。

这些复辟分子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在青岛进行复辟密谋，他们还要加紧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壮
大反动声威。1912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加紧同德国帝国主义联系，乞求支援复辟。10月德国
皇弟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青岛逗留多日，恭亲王溥伟等皇室贵族以及前清遗老与之“往来活
跃”。亨利亲王曾当面向溥伟等人允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
时，据观察家分析，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成为许多旧政权拥护者及厌倦新政府的官僚的避难
所”。到了张勋复辟时，德国更是在经费与军火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直接地明火执仗地干涉中
国内政，这是后话。次年，德人“中国通”魏礼贤积极“协助”寓居青岛的遗老们创设“尊孔文
社”，建立“藏书楼”，并特请劳乃宣“主持社事” 。魏氏在中国活动的七八年，主要和满清皇
室贵族和前清遗老搅和在一起，为他们的复辟活动出谋划策。魏氏除了同劳乃宣建立了“深厚感
情”外，还同癸丑复辟、丁巳复辟的骨干分子张勋、升允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从中国的唐朝开始，两国历史的发展就有密切关联。在辛亥革命中，有一大
批像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那样热心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进步人士，“为革命奔
走始终不懈” ；辛亥革命后，也有像宫房次郎那样的反动分子，在帝制复辟活动中充当不光彩的
角色，为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鼓噪。1912年，宫房次郎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
动。宫房氏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向劳乃宣自明其志，“笃志
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
朝”。民间力量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基础，也是窥测政府行为动向的依据。在民国初年，日本朝野
内外，从首相、公使、驻天津武官到财阀、黑龙会分子纷纷出动，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建立
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财政、军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善耆、升允等策划的复辟帝制团体“宗社
党”，就是中日反动势力聚合的产物 。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发源于青岛的帝制复辟运动终于在1912年底和次年初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据当事人陈毅的记载，复辟集团经过“潜楼”密谋 ，计划在1913年的春天在济南起事。1912年的
夏天，溥伟、刘廷琛、陈毅、于式枚，以及分别从山东兖州和天津赶来的王宝田、温肃在青岛的
“潜楼”密议：利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还不稳固的时机，定于1913年的春天在山东济南
依靠张勋的“辫子军”，发动武装复辟。会后，溥伟派王宝田和毓昌进入张勋幕府，专门负责筹
划武装起事事宜；另由陈毅和于式枚预先草拟复辟檄文。不过，由于这次阴谋很快被泄露，而檄
文也很快被袁世凯得到，济南方面也及时地加强了戒备，所以，这次“癸丑之春举兵济南”的叛
乱阴谋迅速流产 。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将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舞台上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倒在地，代之
以民主共和的权威。在清朝末年，封建帝制面临着民主共和的严峻挑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健将
们向着封建帝制发起猛冲，取得了胜利。在历史上，任何失败的反动派总是不愿意自觉地退出历
史舞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负隅顽抗。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冲突如同潮起潮落一样在满
清皇室贵族顽固派胸中激荡。复辟分子为了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政权，为了追回已经逝去的荣华
富贵，他们必然地结成复辟帝制集团进行复辟活动，挑战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民国初年的复辟
运动，是民主共和作用于满清王朝之后的一种反作用力，是已经被革命滚滚洪流破除了神威的封
建帝制的老权威向生机勃勃的民主共和的新权威的反扑。在民国初年，帝制与共和的激烈撞击，
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就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权威对于刚刚出场、角色魅力初露的新权威
的排异性抗争。政治领域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解决，除了军事的、经济的等等方
面的力量外，文化的力量大概也是政治家们所善于运用的经常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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