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探究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内容提要：儒家文化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政治伦理型文化，而非管理思想型文化。相反，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内容。与其他传统文化学派不同，儒家管理思想不是零散的、个别的，而有其完整的系统和内在紧密联系的逻辑结构。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 系统完整的内容 局限性与不足。

　　儒家文化一直被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政治伦理型文化而非管理思想型文化。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讨论，其内容主要也在政治伦理领域。但是管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活动，儒家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内容。当国人热衷于批判儒家文化的政治伦理问题之时，日本人已经把儒家文化卓有成效地融入了现代管理之中。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和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如此成功，以至于西方人（如费兰克·吉布尼）把日本看作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儒家价值观念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中集体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确立”。①我们并不同意“儒家思想可以产生出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仅仅看到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相抵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某些成分经过改造和转换，不但能适应，而且能有效地促进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也是偏面的。当然，近年来随着世界工业文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中国在世界的快速崛起，海内外一些学者提出未来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和主导世界的观点，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是新中国立国之初就确立的正确方针。系统地挖掘、分析和提炼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并进行必要的现代性改造，从中导出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这既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开辟出一条金光大道，又能为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提供一个丰富宝藏。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蕴涵于丰厚载重、自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之中的管理思想，除体现管理的一般性以外，也表现了自身特殊的人生智慧。总的看来，儒家管理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修己安人”———以人为管理中心。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并以此进行逻辑展开：管理的前提是“道德人”人性假设，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逻辑是“修己安人”，管理的关键是“择人”和“育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修己安人”这一管理逻辑上。“”修己安人“，亦即”修身“与”治国“，这是儒家以”人“为中心管理思想导出的逻辑结构。”修己安人“的另一种表达叫”内圣外王“，后者更具政治伦理的味道，前者则更有管理思想的意境，其总体思想都是认为组织管理与个人道德的不可分割。孔子提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孟子进一步发挥：”人有恒言，皆曰‘家国天下’。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③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管理者的个人道德？《礼记·中庸》回答是：”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你治理天下无非是处理这些关系啊！处理这种关系无非是要遵守这个道理啊，而要遵守这个道理就必须修炼起相应的道德人格，”所以行之者一也“。

　　把个体的道德修炼与组织的管理行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突出人格造就。这是管理活动的先决条件。”己不修，何以安人？“这正是中西方管理的最大区别。西方管理最重视管理者的三个要素是：（1）专业知识和技术；（2）组织与推销能力；（3）功利性的企业目标。这三个特点必然导致重视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它主导了西方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西方企业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以开拓人文和实现人性为重点的管理，表达了对人性价值目标的认知和追求，凸现出发挥人性、开拓人力的管理特色，这与西方管理中把人当做实现目的工具是大相径庭的。

　　2、”务为治者也“———以治理国家为基本功能。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功能，可以借用司马谈的一句话表述之”：务为治者也“。即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功能是国家治理。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通过纲常伦理关系以维护儒家心目中的”仁义“，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功能。

　　有人认为，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对经济管理尤其是在企业管理研究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没有什么现实意义。这种观点我们不能同意。理由有四：

　　第一，民族国家至今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国家治理，即体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复杂多样的公共管理，是一切管理之重点。只有国家治理的成功，才有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在现代中国，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是我们能否贯彻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

　　第二，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紧密联系。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基本目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导是一致的。基本目的———实现组织目标；基本原则———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价值指导———如何使个人与组织在利益、愿景和价值上更好地趋向一致。同时，企业管理需要接受国家管理的领导并深受国家的价值观、发展战略、宏观路线和政策等影响。

　　第三，以国家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国家的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据《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大臣箕子请教管理国家的方法，箕子对之以”洪范九畴“。它涉及了当时国家管理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目标等，已经是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管理模式。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包含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丰富萌芽，对我们今天的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仍然具有丰富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与其他传统文化学派不同，儒家管理思想不是零散的、个别的，而有其完整的系统和内在紧密联系的逻辑结构。为了更好地理解儒家管理思想，不应当零碎地拮取个别精彩内容，而应该按照其逻辑结构的推演，比较系统地了解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环节和第次演进层次。按照这种方法，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要点：

　　1、管理本体论———”则天唯人“。所谓管理本体？那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人类管理思想的依据在哪里？规范何在？权威何出？行为何据？儒家管理思想在”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以上问题。简要地说，就是”则天唯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④）它又包含了以下一些意思：

　　第一，管理的最高宗旨、规范和依据是”仁“。———按照天道即是人道的本体论思路，”仁“为儒学的根本之道，⑤当然也是天之道，是治国的终极依据。管理，就是要按照这样的依据，来确定组织的宗旨，指导组织的运行。如果组织只为一己之私而”不仁“，那就不仅违反”人道“，也违反了”天道“，背离了管理的终极依据，必将受到天谴。

　　第二，怎样才能符合管理的终极依据？在儒家看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只有按照宗法关系及其伦理思想建立起社会等级制度，那就是以”君、臣、父、子“为基本轴线的社会结构。那是建立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形式———”礼“。”仁“则既是依据又是目标。因此，君臣父子都要按照各自的道德分际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这就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第三，管理者要服从天意和人意，否则”礼“也可能颠覆。”桀纣之失天下，失民心也；失民心者，失天下也。“⑥纣王荒淫残暴，已经失去了做君王的依据和资格，而商朝的臣子周文周武推翻商朝取得天下则是”替天行道“。

　　第四，”唯人“就是”只有选对人才最重要“的意思。只有选择德才兼备、能够秉承天意之人，才有资格代天管理社会。因此，管理者头等大事便是选拔贤能。孔子认为，只有尧才做到了这一点，（”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充分听取大臣们意见，对舜进行了反复考察，最后把天下”禅让“给了舜。舜又用同样的方法传位于禹。

　　第五，大多数人无法获得上级的发现和选拔，但是人们如果进行积极的道德人格修炼和能力提高，也有可能获得上天的眷顾和奖赏，从而得到管理的权力。”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修其天爵，人爵从之。如弃天爵，终必亡也。“⑦2、管理人性论———”人性可造“。人性问题是一切管理理论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前提。”经济人“”、社会人“分别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强调管理是对人性的适应。而儒家人性论则认为管理是对人性的改造，这远远高于西方前期的管理科学理论。中国管理文化中无论是”以德为政“的治国理念，还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都是以对人的改造教化的肯定为前提的。

　　孔子最早提出人性可以改造的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⑧认为人的不同是后天经验的原因，并因此主张对人性的教育改造。孟子从人不同于禽兽的社会属性出发，主张对人本有的仁义礼智的萌芽（”端“）加以扩充来治理天下，即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⑨与孟子相反，荀子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和”化性起伪“命题，提出教化与刑罚并重使人向善的思想。而《礼记·中庸》则进一步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使人性可造、人性需造的管理思想更加合理。

　　3、管理价值观———”义以生利“。所谓管理价值，就是组织活动的总体指导思想。组织为什么而存在？组织要达到什么目标？组织运行应该以什么思想作指导？

　　经过 200 多年西方资本主义管理实践的曲折发展，逐步锻造出现代管理价值观。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话具有代表性”：企业终生所面临的不是利润的追求，而是使命、责任和任务。“强调”合法挣钱“，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已经是当今管理世界的主流看法。但是在 2000 多年前的中国管理思想中，已经非常明确而又详尽地探讨和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有：

　　（1）先秦儒家———”以义制利“。认为仁义之道是物质利益取舍的唯一依据。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失之，不去也。“⑩荀子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义制利“的命题。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好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輯訛輥当然，西汉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宋代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论，既违背了人类本性，也严重障碍了生产力发展。

　　（2）”浙东实学“对”义以生利“价值观的阐述和发挥。”义以生利“本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輰訛輥但是孔孟等先秦儒家在具体的阐述中基本上还是”以义制利“的思想。”浙东实学“继承了先秦儒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从时代实践出发，经过认真的理论批判和理论创造，从世界观、伦理观高度对孔子”义以生利“的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陈亮认为，欲望是人性所有，因此人欲就是天理。陈亮在总结大量历史经验后，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叶适进一步指出道义就在功利之中”：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輱訛輥王夫之、黄宗羲、戴震、颜元等”浙东实学“人物，都对朱熹义利观痛加批判，鼓励士人崇尚实践、关注经济，从而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从先秦儒学，经过历史的曲折，到”浙东实学“，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管理价值之路。”义以生利“这个中国式的管理价值思想，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4、管理主轴———”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整个儒家管理文化逻辑的必然延伸。既然相信通过教育、充分的自我修持和艰苦的人格锻造，可以实现人性的完美和人格的完善；既然管理的目的是”修己安人“，那就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教化才能实现。为政以德，以管理者自身的道德典范去影响和改造被管理者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组织管理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又一特点。西方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从”人性恶“的假设开始的，但是今天已经扬弃了这一假设，在管理方法上，也转向了依靠人的优秀价值观的确立，依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的发挥。

　　为政以德的最简单表述，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輲訛輥孟子指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輳訛輥”为政以德“最形象的表达，就是《论语·为政》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思想投射到现代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管理功能上，体现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凸显管理过程中对管理者道德人格的要求的重要性。只要管理者讲求道德，严守道统，就可以把自己作为治国方针。强调各级官吏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老百姓强烈的表率意义和重要的示范作用。第二，强调管理者道德要求的基础上，任用和尊重贤人，而不一定对具体的事务进行事必亲躬的管理。换句话说，”为政以德“才可能”无为而治“。这与现代”象征性管理“有异工同曲之妙。

　　5、管理认识论———”知治一致“。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认识论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学的重要课题。中国传统管理认识论从一般认识论讲，叫”知行一致“即理论与实践相一致；从管理认识论看，称”知治一致“，即思想理论与国家治理的相一致。

　　（1）认识论。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知识的理论。西方认识论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和逻辑基础上的知识认识论，其内容是关于认识的前提、基础、性质和结构，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与西方认识论不同，中国传统认识论主要是一种非逻辑基础上的道德认识论和智慧认识论。

　　第一，所谓道德认识论指认识不是像西方认识论那样寻找自然科学知识，而是研究什么是道德，怎样修炼道德？

　　第二，所谓智慧认识论，不是像西方认识论那样在经验事实和逻辑推演基础上导出关于对客观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是依靠实践、思考、学习和顿悟，导出解决问题的智慧。

　　（2）”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中国的道德认识论讨论修身与治国的关系；而从管理认识论的角度看，是研究知识与管理———主要是国家治理的关系。知治一致，就是如何解决知识与管理的一致性，知识如何为管理服务。在西方历史上，认识和实践有过很大的脱离，追求知识的逻辑性完美性，但是中国更突出知识的实用性。所以，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留下的系统的纯理论著作、构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少之又少，其经典《论语》、《孟子》等都是语录型文体。传统管理认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管理具有双重影响。强调认识的目的性、实践的至上性，强调学以致用，都是正确的；但是也从一定意义上削弱了对认识特别是对基础科学应有的重视，而这反过来又障碍了我国现代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

　　既然没有西方那样依靠经验、事实和逻辑推演的科学认识方法和途径，那就只有另辟蹊径。传统管理思想除了重视实践以外，还依靠反复思考和不断学习，并强调两者的结合”。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一是思考。”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二是学习。孔子尤其重视学习对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主张把治国之学与治国之事结合起来，培养知治一致的、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6、管理方法论———”执经达权“。方法论是指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紧密相连。西方世界由于认识论是知识认识论，其方法论讲究科学性和逻辑性。而中国传统认识论由于其自身特点，在方法论上也带上了重视实践和智慧的痕迹。”执经达权“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管理方法论原则。

　　（1）”经权“———”常变“之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叔援之以手，权也“。輴訛輥”权“———方法。为了达到组织的目的，可以采取灵活的方法。孔子为了出仕，不惜去拜见南子。儒家认为不能因为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而延误了应该做的事情。

　　（2）中国哲学史的经权观———经权合一：一方面把握永恒不变的原则，一方面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而不断变化管理方法。管理者如能了悟经权之道，便可在复杂环境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从文化源头来说，善变应该是我们的文化特点。如在艰难的探索中，毛泽东改变了列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革新了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中国传统管理中的”经“———孔子的”仁“、”忠恕之道“和”修己安人“，《礼记·中庸》里的”九经“。”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显然，”九经“不过是”仁“、”义“二字的体现。

　　（4）管理中的”权“———变化，方法。变很不容易，一般人很难变！为什么？其原因在于”意（臆测，想当然）、必（极端）、固（固执）、我（主观）。“所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輵訛輥这就是一种通权达变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儒家看来，方法还是人生行为的最高境界。”可以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輶訛輥。

　　（5）关于”经穷则变“。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汤武革命“，纣行不道，君臣之义已失，是谓”穷经“，而”经穷则变“。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不符合时代发展了，那也应该变，而不是死守不放。

　　（6）管理者如何”执经达权“？答案是：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三、儒家管理思想的局限与不足尽管儒家文化中丰富的管理思想具有前面所述的规范内容，但必须指出其局限性和不足同样显而易见：

　　1、重政治轻经济。第一，由于中国传统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国家治理，国家稳定是最大的政治。但是由于国家掌握在少数剥削阶级手中，他们可以为了政权稳定而不惜阻碍经济社会的有效发展。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和体制问题，很多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管理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上受政治环境和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较深。”重政治轻视经济“或者”讲效益不计成本“是其一大弊端。

　　2、重专制而轻民主。道德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管理，但是在实践中儒家这种管理思想并没有得到封建帝王的真正认同。相反，由于不能以法律制约领导者行为，”德治“往往变成”人治“。今天我国社会的不少组织仍然深受封建专制管理的影响，如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打击异己、官僚主义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民主管理进展缓慢。

　　3、重人情而轻规范。儒家管理思想的”德治“，讲的是”家国天下“，其伦理道德是从”家“扩展的，这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不符。儒家管理思想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原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给组织带来凝聚力，但现代社会组织不是以血缘纽带连接的，那就需要现代理念及其相应制度对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激励、规范和控制。

　　4、重整体而轻个性。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主张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但是儒家管理逻辑中的”修齐治平“，是从个体道德修炼出发，达到治理大下的目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现代管理是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机地整合起来，建设个人与组织的”共同愿景“，构建个人与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保证和促进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并始终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目标。

　　5、重伦理而轻科学。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重视人作为管理中心的同时，忽视了工具理性的应有作用，这阻碍了人们对科技理性的追求，而日本则较好地把儒家价值理性与西方工具理性结合起来，值得我们学习。

　　结论：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到、丰富和深邃的管理思想，以及很多富有普适性价值的因素和成分；另一方面，也存在农业文明时代特有的色彩。必须进行积极的提炼、改造和现代性转换，并与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才能为儒学的现代化开辟一条大道。

　　注释：

　　①转引自王剑波、张芹编译自《澳·新社会学杂志》第24 卷 1 期，《社会科学报》1989 年 12 月 7 日摘引②《论语·子路》

　　③《孟子·离娄上》

　　④（《论语·泰伯》

　　⑤吴光：《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 6 期⑥《孟子·离娄上》

　　⑦《孟子·告子上》

　　⑧《论语·阳货》

　　⑨《孟子·公孙丑上》

　　⑩《论语·里仁》

　　輯輥訛《荀子·大略》

　　輰輥訛《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輱輥訛《习学记言》

　　卷二十三輲輥訛《论语·子路》

　　輳輥訛《孟子·滕文公上》

　　輴輥訛《孟子·离娄上》

　　輵輥訛輶訛輥《论语·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