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与西方历史上人口理论的比较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一、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和韩非子的人口思想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他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二）东汉末年徐干的人口思想

　　作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著有《中论》一书，其中《民数》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专论。他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意即，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皆要以人口数量为依据，将掌握人口数量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三）唐代韩愈的人口思想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人口思想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按其职业分为“六民”，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理论。

　　（四）元代马端临的人口思想

　　儒学教授马端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指出，考察人口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如何。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马端临对人口质量的重视，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

　　（五）清朝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乾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60年间从1.2亿增长到3亿，引起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特别关注。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典型的绝对人口过剩理论。他认为在长久的和平条件下，人口会出现过快增长的现象，其原因既有人口本身的自然繁殖，也有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社会原因的催化。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人口过剩带来的不利后果，并进一步提出了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两大对策：“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前者指通过自然灾害和生存竞争减少过剩人口，后者指统治者通过人为的政策干预去缓和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包括发展生产、调剂人口区域分布、减轻税负、抑制土地兼并、赈济灾民等。总体而言，洪亮吉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比较悲观，对于抑制人口过剩没有足够的信心。

　　二、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人口理论

　　（一）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

　　重商主义兴起于15世纪西欧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市场形成之时，其主要信条是推崇通过政府干预手段，保持对外贸易顺差来实现财富积累。在人口问题上，重商主义认为，大规模勤奋工作的人口，不仅能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进行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而且有利于保持低工资从而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重商主义鼓励增加人口，并通过各种法令严厉惩罚游手好闲者和不务正业者，促进人口向现实劳动力资源转化。

　　（二）古典经济学的人口思想

　　古典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的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来支撑工业的扩张。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口增长均持有积极态度。威廉﹒配第认为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政府统治更多人口的单位成本。存在失业时，政府应该雇佣失业者来进行各项公共工程建设，而筹集公共工程的资金则来源于比例税和人头税。可以说，威廉﹒配第是提倡采用公共服务创造岗位来减少失业的凯恩斯理论的先驱。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专门设立了一章来探讨劳动工资问题。斯密写道：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与工资基金成比例，而工资基金来自于雇主们的剩余收入和剩余资本，即来自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认为，对人们造成是否生育的激励，从而决定了国家人口数量。因此，高工资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斯密主张高工资，认为高工资会鼓励劳动者勤勉，这与重商主义的观点不同。

　　古典经济学的英国代表大卫·李嘉图，则以地租为核心展开了他的经济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与固定的土地数量以及农业中的收益递减规律相互作用，导致一方面粮价提高，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另一方面利润减少，资本积累受到限制，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达到极限。

　　（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马尔萨斯应归属于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扭转了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对于人口增长的乐观态度，敲响了全世界对人口过度膨胀负面影响的警钟。马尔萨斯认为，社会上的罪恶和贫穷现象，不应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应归咎于人类的生育能力。他认为，如果不受控制，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每过25年翻一番；而以粮食为代表的生活资料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无论如何，生活资料的增长必然远远不能满足人口自然增长的需求。因此，应对人口增长进行两种控制：“预防性控制”和“积极控制”，前者是指通过道德约束控制人口出生率，后者是指运用自然法则如饥荒、瘟疫、战争等来提高人口死亡率。马尔萨斯说：“我们应该促进大自然在制造死亡率方面的作用，而不应该愚蠢徒劳地致力于阻碍其作用。”

　　（四）坎南和维克塞尔的适度人口理论

　　19世纪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带动了钢铁、石油、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供养能力得到改善，而西方的人口增长却放缓了。马尔萨斯理论破产后，英法国家开始担忧人口不足的问题。伦敦学派的奠基者埃德温·坎南在其著作《初等政治经济学》和《财富论》中，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他从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生产率、人口与收益等方面探讨人口的适度规模。所谓适度人口，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土地上生存的、达到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数量。这里的产业不仅指农业，而是全部产业。坎南特别强调，适度人口不是一个静态数字，而是动态变化的，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推动着产业的最大收益点发生变化，推动着最大收益点向有利于人口增加的方向变动。“这一代人口是上一代人口存在的结果，又是下一代人口出现的原因，因此适度人口是从长远来看的最适度人口。”坎南认识到，调节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达到适度规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政策应有所区别。

　　与坎南同时期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910年在日内瓦国际马尔萨斯者联盟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适度人口》的演讲，第一次提出了“适度人口”的概念。维克塞尔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二是人口增加有利于分工和协作的深化，新的产业组织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达到适度人口规模的途径，维克塞尔认为提高死亡率不可取，降低出生率则是可以采用的。

　　（五）卡尔·桑德斯的适度人口密度理论

　　卡尔·桑德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人口质量问题的学者，他于1922年出版了《人口》一书。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他认为经济标准是判断人口适度数量的唯一标准。桑德斯进一步提出了人口适度密度的范畴，并把获得人口平均最好的生活水平作为适度人口密度的评判标准。适度人口密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理想的人口密度取决于技术和知识的应用程度、环境的性质、民族的风俗习惯等。他指出，适度人口数量和适度人口密度是一个大概数，要准确计算它们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提出这个概念有助于判断人口数量是过多还是过少。桑德斯的适度人口密度理论，是对坎南和维克塞尔适度人口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中西方人口思想的比较

　　（一）相同点

　　纵观以上中西方历史上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思想，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西方历史，都存在着对人口问题大致相同的一些思想发展脉络：

　　第一，都是从早期积极鼓励人口增长逐渐转变为反思人口增长过快，出现过剩人口的危害，再转变为主张人口数量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二，对于人口问题，都是先关注人口数量到后关注人口质量，总的来说，经济学家们对于人口数量的探讨更多，这也是人口政策控制的重点。

　　第三，对于过剩人口，大部分学者关注的是过剩人口的总量，对过剩人口的结构和地区行业差异分析得少。

　　第四，对于过剩人口引起的社会矛盾，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应由政府去进行主动干预。

　　第五，都指出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严重后果，治理措施也大同小异。

　　（二）不同点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历史阶段的不同决定了中外人口问题的研究对象关注点不同。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人口问题更多地体现为人的矛盾，关注点在于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等生活资料与人口数量的不协调。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口问题更多地是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关注点在于资本要素和劳动力数量的不协调，强调的是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过剩与否。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中国更早注重全国性人口调查，建立人口调查登记制度。中国古代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将人口问题与社会制度相联系，探讨了生产关系层面，分析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人口问题的相互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将人口问题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探讨了生产力层面，分析经济增长、产出效率与人口问题的相互影响。

　　第三，在文化背景上，中国古代学者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对人口问题的观点始终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例如儒家文化以“仁、礼”为精髓，在中国政府救济贫民是理所当然的职责。西方经济思想早期受基督教影响严重，到古典经济学则是在资本主义文艺复兴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强调维护人权，而他们所要维护的人权是上层社会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人权，因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反对劫富济贫。

　　第四，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差异，中国古代的重视程度更甚于西方。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论述人口问题的专篇，是公元200年左右徐干的著作。徐干将掌握人口数量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马端临则在公元1300年左右，就将人口质量问题明确提出来并论述了其政治经济意义，这要早于西方人口质量研究第一人卡尔·桑德斯六百年左右。

　　第五，对过剩人口的治理手段方面，中国古代更倾向于发挥政府人为的作用，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利。例如韩非子的法制，马端临的“君相调剂之法”。西方经济学历史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主张交替占上风，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不主张对工资进行管制，倾向于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工资水平。

　　四、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本国的知识技术应用水平、本国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本国的抚养能力相适应的，是动态变化的，也是需要政府去主动运用人口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进行调节和干预的。不论是人口数量的调节，还是人口质量的提升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制定人口政策应当着眼于国情，着眼于长期，一国之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政策应允许存在差别。

　　对于过剩人口，如果能够有效吸收和利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源，则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政府要在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以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创造就业岗位，配套以适当的税收政策，以免造成政府财政负担。减少非生产性劳动者所占的比重。通过发展经济、扩大资本积累规模来刺激劳动力需求，是解决过剩人口的根本措施。

　　过去，我国享受了人口快速增长、年龄结构合理带来的人口红利。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可能同时并存，人口红利窗口发生变化。一方面我们要着眼于提高人口出生率，鼓励生育，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另一方面要对结构性过剩人口进行知识技能培训，提高人口质量，增强劳动力流动，完善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我国在政府的有效治理下，在科学技术和人类理性日益发展的未来，一定会有能力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