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用户人际互动与社会资本提升路径研究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维护日常的人际交往,为了对已建立的人际关系和潜在的人脉资源进行维持,需要运用社交媒体这种以较低时间成本建立和维护关系的交往方式。根据CNNIC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社交媒体备受用户青睐和追捧。在众多社交媒体之中,微博除了具有熟人关系链的在线交互外,还有基于生人网络弱关系链和虚拟空间相关性的社交关系模式,具备了多种社交媒体的共同特征。通过考察微博用户人际互动中嵌入的社会资本,对于管窥网络社会资本特征和构建具有启发意义。
一、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人际互动与社会资本概述
互动本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行为,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述,“个体之间任何形式的社会接触都构成了互动,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由某种互动构成的”[2]。网络人际互动是人对信息媒介运用而诞生的一种互动行为,突破了传统互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具体到微博人际互动,指用户在微博平台通过信息浏览、发布、转发、评论或使用站内信等方式与其他的使用者进行的人與人之间的互动,包含获取信息、交流、分享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行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其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在与熟知或相识人的长期关系网络中,与网络中所有物相关联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3]。后继有多位学者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对“社会资本”的统义。林南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概括了社会资本的四个功能: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第二,某些社会关系,由于其所处的战略位置和地位拥有更有价值的资源、行使更大的权力;第三,社会关系资源也被视作这个人的社会信任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涉取资源的能力;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这种强化和认可提供情感支持,促进心理健康[4]。
(二)研究方法
在王艳梅对虚拟社区互动的研究基础上[5],将微博人际互动设置为互动内容(信息性互动;人际关系互动),互动方式(单人互动;多人互动),互动程度三个维度;基于林南社会资本理论,建构社会资本的四个一级维度:信息资本,人脉资本,信任资本,情感资本。共设置26个操作性问项,通过问卷调研探究微博用户参与人际互动的现状;分析用户人口特性及使用年限等客观因素对社会资本获取的影响,并验证用户的人际互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调查在问卷星网站生成访问链接,通过微博、论坛、QQ、微信等渠道进行派发,共回收问卷256份,有效问卷252份。
二、微博用户参与人际互动的特征与现状
(一)人际互动的舞台:关系建构与信息传递同在 微博是用户自我呈现的渠道,是满足自我表达的诉求,也是进行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流的舞台。微博用户的人际互动内容主要分为人际关系互动和信息性互动,通过调研数据发现,用户的人际关系互动较为明显,人际关系互动的均值2.9127接近于3,信息性互动的均值2.756<3。说明,对于一般微博用户来说,人际互动中更多渗透着你来我往的交往行为,获取信息以及分享信息的行为稍少,但两者整体差距不大,在整个人际互动过程中,关系建构与信息传递同在。在微博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户发布的信息,主要接收对象是对其微博添加关注的“粉丝”群体,可以说信息的接收对象是确定的。用户与其“粉丝”形成一种网络互动关系,对于用户自身而言,可通过粉丝注册的个人信息了解其身份属性,“粉丝”的群体结构相对透明。在互动的过程中,信息的发布者可以视个人需求所定,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传播。
(二)角色建构意识不明显,线上关系多为线下关系的复制 微博作为一个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的平台,普通用户注册后,以实名或化名的形式取得互动身份,才能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互动和建立关系。然而,研究发现,大部分用户在线上的粉丝圈主要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用微博开拓新人际关系群相对较少,44.49%的用户在微博上关注的人,大部分在生活中彼此认识;35.24%的用户持基本不同意微博使用增加了新朋友的数量。显然,用户进行线上互动的身份多以线下身份的延伸为主,线上关系网结构简单,对于在半虚拟化的空间中重新塑造一个身份的意识并不明显,这种身份的塑造包含其个人在交际圈中树立的新形象和影响力。基于社会学中戈夫曼的拟剧论,生活中的每个人或是个体表演者,或是剧班中的一员,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呈现[6],微博用户在线上重新经营一个身份的意识却不高,如何有效进行自我呈现,形象塑造的意识尚不明显。
(三)用户自我信任度高,对媒介环境的普遍信任感较低 在媒介平民化的今天,社交媒体为人们生活工作提供诸多便利,同时其低门槛和弱把关的特征,也促使人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对媒介环境保持警惕和距离。基于本调研数据,近八成微博用户认为自身在微博中暴露的关于个人的信息大多数真实,日常微博发布的信息也以真实居多,但对他人以及微博公开信息的信任度较低,44.09%的人认为微博上的信息只有部分真实,41.73%的用户不完全信任其他微博用户。正如赵竞等学者对网络交往中人际信任的分析,线下交往双方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视听线索构建对对方情感的感知,但在虚拟社区中,由于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情感线索的缺失,网络用户间信任极具脆弱性[7]。在微博人际互动中亦是如此,即便多数用户认为自身发布了真实信息,但由于真实情景和线索的缺失,用户信任和平台信任仍然很低,“不信任”成为用户规避网络交往风险的手段,隔离了用户间弱关系网的构建。 (四)主动获取信息能力较强,生产有价值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在微博中,用户主动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能力较高,近一半的微博用户基本可以主动获取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资本不单单来源于自己的粉丝圈,同时也包含微博中形成的各种公共信息,无门槛准入的关注条件促成用户自主选择权,用户可依据自身的需求随时关注各种用户,以获取各类信息。但是,本研究也发现,作为微博中的一员,用户自身主动生产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相对较少,只有38.4%的用户可以在微博为他人提供解决问题的信息和帮助,形成一种“信息输入高于输出”的情形。用户为他人主动生产有价值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尚未形成,这也导致用户在微博圈的身份和地位感不突出,没有形成自身一定的影响力。
三、微博用户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交媒体本身不会增加用户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的获得必须是用户参与,即用户使用这种媒介。因此,首先对微博用户自身所固有的身份属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使用年限是否影响用户社会资本作探究;其次分析用户人际互动变量(信息性互动,人际关系互动,单人互动,多人互动,互动程度)与社会资本因变量(信息资本,人脉资本,信任资本,情感资本)的关系,把握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为探索社交媒体用户社会资本获取的提升路径提供参考。
(一)用户的学历差距越大,获取的人脉和情感资本相差越多 学历对用户社会资本四个因变量的影响分析中,“人脉资本”和“情感资本”变量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是2.921(P=0.035<0.05)和3.544(P=0.015<0.05)。基于此,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大学本科”群体的人脉和情感资本显著高于“高中及中专”群体,且就“情感资本”而言,“大学本科”组群体显著高于“大专”组群体;人脉和情感资本变量上“硕士及以上”群体显著高于“高中及中专”群体、显著高于“大专”群體。显然,学历对用户的人脉资本和情感资本影响显著,学历相对较高的用户,获得人脉资本相对更多,也更易获得较好的情感满足。
(二)职业类型不同,用户的人脉资本和信任资本差异大 职业对用户社会资本四个因变量的影响分析中,“人脉资本”和“信任资本”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是2.614(P=0.013<0.05)和2.212(P=0.034<0.05)。事后比较发现,就“人脉资本”因变量而言,8个主要职业类型里“专业人士”组群体显著高于“服务业从业人员”;就“信任资本”因变量而言,“专业人士”组群体显著高于“媒体从业人员”。用户职业类型对“人脉资本”和“信任资本”有显著影响,不同职业之间信任资本和人脉资本存在着很大差异,媒体和信息素养高的“媒体从业人员”因为对媒介和用户信息具有更深刻的观察和判断,故对微博普遍信任感相对较低;“专业人士”群体相对其他人群,拥有更高的学历,在人脉资本上更具优势,这也侧面验证了学历影响用户人脉资本的结论。
(三)用户的微博使用年限越长,信任资本越低 研究发现,用户微博使用年限普遍较长,超过一半以上的用户使用年限在3年以上。使用年限对社会资本四个因变量的影响分析发现,使用年限不同唯独在用户信任资本间存在显著差异(F=5.627;P=0.001<0.05),“一年及以下”,“2年以上~3年”组用户的信任资本显著高于“3年及以上”群体。显然,使用年限对用户“信任资本”有显著影响,使用年限长的用户,在自我信任度不变的情况下,其对微博的普遍信任感相对较低。用户的微博使用年限是一个不断累加的过程,随着使用时长的累积,用户对平台环境的认知也不断深入,然而“老用户”反而对微博平台更加不信任,这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用户对平台存在着风险感知和安全顾虑。
(四)信息性互动和人际关系互动正向显著影响用户社会资本 在分别以信息资本、人脉资本、信任资本和情感资本作为因变量,以人际互动的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微博用户人际互动的“信息性互动”“人际关系互动”变量分别对信息资本(P<0.001,β:0.455;0.401),人脉资本(P<0.001,β:0.252;0.438),信任资本(P<0.001,β:0.212;0.342)和情感资本(P<0.001,β:0.200;0.501)影响显著。说明,微博中用户的人际互动对其自身社会资本的获取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是一定积极的影响,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要提升自己在微博能够获取到的社会资本量,则应该积极主动参与人际互动,无论是进行信息性互动还是人际关系互动,只要通过互动来构建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伴随着网络资源的投入逐渐增多,即互动行为的增多,那么获取到的回报也会相应增加。
(五)互动方式影响情感资本,用户越倾向于单人互动,其情感资本越低 以情感资本为因变量,以人际互动的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不仅“信息性互动”和“人际关系互动”对用户情感资本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单人互动”方式对用户的“情感资本”有显著负向影响(P<0.001,β:-0.150),一对一互动方式越多的用户,获得的情感资本显著减少。在微博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社交媒体中,用户选择一对一的互动方式主要是通过私信功能来实现,这是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互动,不涉及微博被他人转发或点赞而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更不会有信息发布后被粉丝圈多人评论和关注的满足。用户越是频繁使用一对一互动,自身获得的情感满足则越少。
四、社交媒体用户社会资本获取的提升路径探索
(一)用户正视“弱关系”功用,参与线上人际互动 格兰洛维特在其著名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指出,弱关系是连接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桥”,通过弱关系连接的社会网络成员具有异质性,从弱关系中可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然而,本研究发现当下微博用户对于参与线上人际交往不积极,线上关系多为线下关系的复制,即线上关系网络成员仍旧以线下强关系链接为主。基于社会资本的考量,社交媒体用户应正面认识弱连带的作用,避免在线上人际互动中完全沉溺于熟人社交;积极采纳多人互动方式,一对多的互动形式更易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勇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建立新的弱关系连接,丰富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积极的交流与沟通实践,强化彼此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发掘、发展为潜在的社会资本。 (二)个体积极建构线上角色,展示社交媒体形象 社交媒体人际交往不同于线下交往的现实可感知,用户间的相互了解依赖于平台呈现的用户形象,而当下微博用户对于线上的“印象管理”缺乏重视,主动生产信息意识缺失。戈夫曼指出“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过程即社会成员由于在意自己在参与互动的他人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的形象,因而采用不同的技巧管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用户应使用好社交媒体的各类信息呈现平台,利用社交平台的技术特性,设计和构造差异化的形象标签,展示自我形象和身份特征;通过社交平台多元的活动模块,如动态、分享、兴趣、点赞、相册、群组等多媒体交互功能,进行多样化、个性化的互动实践,积极对他人的社交呈现进行反馈和互动;勇于在线上交往行为中充当“意见领袖”,主动生产和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帮助他人,塑造形象,拓展关系网络,占据“结构洞”位置。
(三)平台自身优化网络服务机制,营造安全可信的社交环境 社交媒体自身虽说不会增加用户的社会资本,但这种社会资本的获取却离不开社交媒体平台所赋予的情境条件,社交媒体相当于为用户参与交往提供了一个“舞台”。信息性互动和人际关系互动对用户社会资本都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但当下很多用户不愿深度参与线上互动实践,对社交媒体环境缺乏信任,对于通过社交平台建立新的线上弱关系保持警惕。媒介平台方作为用户交往的“舞台”,要主动营造安全可信的社交环境,促进用户间相互信任和平台信任。如积极践行社交网络实名制,防范社交不轨行为,搭建用户的信任基础;利用数据抓取、敏感词过滤、内容举报和隐匿机制等排除垃圾冗余信息;完善用户反馈渠道和举报机制,为用户投诉建议设置多种有效途径,及时了解并解决平台漏洞和用户需求;不断强化移动网络加密功能及数据风险预警机制,提高社交媒体的安全系数。
(四)媒介運营方勇于转变思维,提升平台的“沉浸感” 出于用户发展和平台成长的需要,媒介运营方理应紧盯时新的媒介技术变革,抓住技术脉络,打造符合用户需求的社交环境。用户的媒介使用是其获取网络社会资本的条件,媒介环境中,良好的沉浸体验会吸引用户,增强用户对社交类网站的使用粘性,沉浸感的特点是用户与移动产品的持续交互性[8]。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从“沉浸”视角出发,借力5G网络时代的到来打造实时交互社交,把社交场景从最初现实和虚拟空间的二元独立,发展到更加丰富的虚拟现实之中,赋予用户更多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提升社交的趣味性、真实感和用户参与度。
(五)政府丰富继续教育途径,规范社交媒体传播并举 受教育程度高、知识素养较为丰富的用户在通过微博平台获取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而个体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接受教育。个体接受良好教育对于社会资本的获取大有裨益,政府部门应逐步丰富教育途径,开辟社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校园再教育等多种教育渠道,为公众提供多种学历和非学历教育选择;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规范化参与继续教育,扩大教育资源;鼓励用人单位为企业员工继续教育开辟条件,鼓励个人参与继续教育;同时借助媒体力量和自身宣传手段,培养公众接受再教育意识,宣传教育资源。此外,用户存在对社交媒体的普遍信任感较低,既不相信平台流通的他人信息也不愿披露过多个人信息的问题现状,基于促进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增益的考量,政府可以根据不断变动的社交媒体情境,及时制定并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社交媒体传播。如建立网络审查追责机制,对社交平台及用户的信息传播进行合理规范,避免不实、不良信息传播;协同社交平台,持续推行网络实名制;制定社交平台内容控制的统一标准,实行评分和过滤制度,对不同类别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如政商信息进行规范,色情暴恐信息进行过滤。
五、结 语
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促成了社交媒体的风行,社交媒体的媒介特质为社会资本提供了滋生、交换和转化的土壤。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体融入到社交网络之中,社交媒体环境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同时,社交媒体用户的人际互动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增益,但若过度沉溺于社交媒体,被技术“奴役”、被符号“裹挟”,并不是本文探究社交媒体情境下社会资本获取的初衷。用户自身适度合理地参与线上人际互动,社会为个体发展开辟良好环境,才是社会资本构建和个体发展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