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三题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中图分类号：B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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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1-05

　　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进入了近代史的新时期。近代西方哲学是指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闪耀着智慧之光。近代西方哲学重视人的问题，强调科学与人道主义精神，力求将人从神力之下解放出来，把人的尊严、价值、自信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用人文精神来反对神本位思想，提倡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尊重知识和力量。这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人性的探索，启迪着人们对幸福、平等、自由的追寻。

　　这一时期，哲学家们谈论最多的是人性解放和知识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在他们看来知识的问题就是理性的问题，而人性和理性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文精神，也称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泛指以人为中心，把人当成裁判和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和尺度，引导人们以崇真、向善、求美、爱自由为旨趣，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这样的人文精神具有一种冲破性――冲破封建神学的枷锁，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它还具有一种重塑性――重新界定人的价值和地位，肯定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幸福。

　　一、对“神本”的拒斥

　　在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教会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经院哲学家们将基督教的信条理论化，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它控制着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文化的各部门，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石。神学高于哲学和科学，哲学成了供神学驱使的奴仆。中世纪的为神学服务的思想认为，神高于人，是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万物，人要绝对服从于神，信仰高于一切。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他们的罪恶被遗传下来，所以作为他们子孙的人类生而有罪，都将受到惩罚，一生都得受苦受难。人只有敬仰上帝，信仰宗教，服从宗教的教条教义，忍受苦难，鄙弃一切现世的物质欲望和享受，在来世就可得到救赎。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人不可能有自由和平等，不可能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人只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一件玩物。与此相反，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认为人是自由伟大的，人有人的尊严，人可以追求现世的幸福。他们极力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1466-1536年）在他的著作《愚神颂》中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调批判和揭露了教会人士的禁欲主义的伪善面目。他指出教士们里面身穿昂贵的羊毛制衣，外面却穿着麻布衣服来掩人耳目;享用着山珍海味，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却装作“见了钱就躲避不已，好像见了毒药一样”。[1]爱拉斯谟指出，这是种伪善的禁欲主义。教士们要求他们的教徒在金钱面前退步，在快乐面前禁欲。爱拉斯谟则强调人应享受现世的快乐，他说：“如果你把生活中的快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呢？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2]他用这种快乐与教会人士的虚伪的苦行对立起来，提倡人要摆脱教会的束缚，追求现世的幸福。

　　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极力宣扬发展自然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肯定了人的价值和知识的作用。他对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攻击，认为经院哲学不仅不能给人们认识自然提供指导，而且为了神学的目的会竭力阻止和压抑人们认识自然事物、发展科学技术。为了给人的认识扫除障碍，他提出了阻碍人认识的“四假相”，并指出只有清除“假相”对人头脑的影响，人们才能获得真理。虽然培根不否定对上帝的信仰，但他鼓励和主张人们要摆脱中世纪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为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胜利，获得人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大卫?休谟（1711-1776年）在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哲学中，否认了上帝对他物的作用，并公开驳斥了贝克莱关于上帝无所不能的观点。休谟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只承认感觉经验的存在，他将一切都诉诸于感觉经验，认为不能被心灵感知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我们没有关于神圣的属性与作为的经验”，[3]那么神的作用和他的那些属性都是不可知的。他反对基督教用“神迹”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认为这是白费功夫的，因为基督教所说的那些神迹根本不能被人类的经验感受到，因此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圣经》都是捏造的。在与“神迹”相对立意义上，休谟提出了道德感是人的本性，它是普遍的，人人共有的，人们的道德感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拥有道德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作用。休谟从他的怀疑论出发，对宗教神学论证上帝存在的做法提出了批判，对“神迹”思想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对“神本”的驳斥贯穿于整个近代哲学史，人们对神学的批判和揭露从未间断。到18世纪，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形成了战斗的唯物主义，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制造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斗争。”[4]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完全抛弃了宗教的外衣，直接与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天主教进行了彻底的斗争。 　　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1694-1778年）认为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上帝创造了宇宙这台机器，并制定宇宙的规律，给予宇宙第一推动力，之后就不再对宇宙进行干预。他认为，对于上帝的性质和存在人是不可知的，所以人应该按宇宙规律行动，解放人的理性，去征服自然。由于我们对上帝的属性一无所知，所以宗教的教条是僧侣对人的欺骗以及人们无知的结果。他指出，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为了抢夺信徒，不惜发动战争。他还指出，基督教不仅像个强盗掠夺人的财产，而且夺取人们的思想。伏尔泰指出宗教神学与人的理性是水火不容的，是压制人的理性的大敌。“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1713-1784年）指出：“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5]他认为，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是假的，宗教只是借上帝的名义来欺骗人，从中获得利益。他愤怒地谴责宗教，指出它是人类互相战争、互相仇视的根源，宗教假借上帝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煽动人们互相残杀，还说战争是上帝的旨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1723-1789年）坚持无神论的思想，提出“宗教――这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6]他谴责上帝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暴君”。[7]霍尔巴赫认为宗教的存在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只要对人们进行教育，启发人的理性，普及科学知识，宗教就会消灭。

　　显然，哲学家们对宗教的谴责，对“神本位”思想的批判，有些还披着“神学”的外衣还不够彻底，有些在理论上比较激烈在实践中却相对保守，且都没有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但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还是起到巨大的作用，为张扬人性、实现人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对理性的信仰

　　哲学上的“理性”一般是指人所具有的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天主教会对人思想的禁锢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强烈渴望摆脱蒙昧性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理性的光辉指导自己的认识和行动。欧洲的两次思想运动，无论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还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都强调人的理性解放。康德就曾对启蒙运动做过这样的评价：“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要有勇气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8]康德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近代哲学从人出发，探讨了理性的问题，即认识论的问题。人们在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哲学史上著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不论是主张经验是认识的基础的“经验派”，还是主张人的理性在认识中占更大作用的“唯理派”，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肯定理性，尊重理性。尽管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一直受到来自经验主义、怀疑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质疑，但都能通过不断完善自身体系保持住理性的权威。

　　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勒奈?笛卡尔（1596-1650年）确立了近代哲学的最高原则――主体原则。笛卡尔认为人要认识世界和自我，就必须摧毁旧的根基，建立起认识世界的稳固大厦，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获得真理。他从普遍怀疑原则出发，企图运用演绎的方法建造包括各个科学部门在内的新的知识体系。他认为，人们要摧毁旧的根基，就必须对现实的所有事物和一切观念加以怀疑，然后再设法找出真知。笛卡尔认为他的怀疑原则与怀疑派和不可知论者是有区别的，他强调他并不是将怀疑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认识真理的手段。他的普遍怀疑原则并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在进行普遍怀疑之后，将它们分别“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然后对合理的思想观念加以吸收。在普遍怀疑的整个过程中，笛卡尔都诉诸于“理性”的权威，反对盲从和迷信。经过普遍怀疑，笛卡尔肯定了“自我”的存在。笛卡尔的“自我”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精神性的实体，这一实体的本质就是思想。他进而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从这一命题出发，他再次强调了理性的绝对权威。认为人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永远只许听从理性的证明”。在笛卡尔看来，“理性”就是指人“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9]它是人生而就具有的，是每个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质所在。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控制人的感性欲望，给人类的行动提供可行的实践原则。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和方法虽然是思想凌驾于物质之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主体和知识的作用，对后来欧洲哲学和人的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经验主义始祖的约翰?洛克（1632-1704）也不否认理性的存在。他说：“理性把一个人提高到差不多与天使相等的地位。当一个人抛开了他的理性时，他的杂乱的心灵可以使他堕落到比野兽还要远为残暴。”[10]在洛克看来，人的理性是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人若没有了理性就和动物无异，理性是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认识论方面，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他指出，人的心灵本身就如同一张白纸，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心灵后面出现的观念和知识都是通过后来的经验得到的。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洛克除了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也重视主体的能动性，也就是理性认识的作用。洛克认为经验的形成除了人通过感官对外部事物的感觉这一来源以外，还有另一来源，即对心理活动的“内省”，也就是反思过程，这本身就是人的理性活动的领域。洛克从“观念”入手，论述了人的认识过程。他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观念。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是认识的基础和材料，人的心灵将简单观念进行“比较”“组装”以及“抽象”形成复杂观念。在此过程中，人的心灵要对特殊的和具体的观念进行概括，使之上升为“抽象观念”。他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具体的特殊事物开始的，但人又不能停留在具体的事物上，而应该对具体的事物加以概括，使之上升到一般的高度。不然的话，认识就不会“有所扩大”，知识的增长也会很慢。这表明，洛克看到了人的理性在对感性材料改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洛克的理性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即认为人的理性不能超越可感的、可推理的范围。他指出人可以获得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范围十分有限。他写道：“我们知识的范围不但达不到一切实际的事物，而且甚至亦达不到我们观念的范围。”[2]567洛克对人认识能力的这种悲观态度与他的经验论立场和当时自然科学不够发达有关。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描述对后来的经验主义者也有启示，对理性权威的确立无形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近代中后期理性万能代替了上帝万能，有力地打击了“神本主义”思想，但这却过度夸大了理性的作用。近代哲学家们，无论是经验论者还是唯理论者，都将理性视为激情的奴仆。理性变成我们征服自然、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样理性就变成工具理性，它只是工具而不具备价值和意义。因此理性就丧失了自己的目的，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就是当时理性面临的危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不仅是理性最严厉的批判者，而且还是它最坚定的维护者。他批判理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掉理性，相反，他是为了给理性的权威奠定最坚固的基础，以此来拯救理性于危机之中。康德认为，理性如果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的话，它实际上不是在张扬自己的权威，而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础。康德正是通过对理性的“三大批判”让理性主义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严守自己的分际，拯救理性于自我毁灭。通过批判理性，理性主义在康德学说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动摇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企图超越两种体系的对立。当他承认在人之外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自在之物”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他认为“自在之物”存在于彼岸世界，是超验的，不能被认知时，他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在道德哲学领域成为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康德认为，人作为一个存在者，既有感性的活动，又有理性的活动。感性的活动使人受外物支配，因此，人们必须按照一定的必然规律行动。同时，人又具有理性，人的行动受自身意志的支配而可以摆脱自然律的影响。因此，人可以根据理性自身发布的法则对自己发布命令。他认为，以前的道德哲学都是“他律”的，即不是从人自身来寻找道德原则的根据，而是从外部经验世界中引出道德原则。他提出，道德律应该是“自律”的，它不是从经验中得出来的，而是存在于人的理性当中，是种先验的原则。他指出人的本质是理性，人固然是具有感性的属性，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却不在于感性的欲望，而在于理性。我们人类之所以有道德，不至于沦为畜群，根本在于人的理性给自己行动制定了法则。也就是说人的理性给感性制定了法则，人不能仅仅将理性作为满足感性欲望的工具，将它视为工具理性，而应该是感性受制于理性。康德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先验主义基础上，这使得他的理性具有致命的弱点。他的理性主义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他通过理性的最高形态――绝对理性（绝对精神）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黑格尔看来，理性就是实体和主体的统一，实体就是主体。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精神”是指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思维，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脱离人的理性，并与客观世界相分离的理性思维。它是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和基础。“绝对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积极、能动的，是一种创造力。精神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促使它不停的处于运动、发展状态。黑格尔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的描写。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人的思维都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的发展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在逻辑阶段，“绝对精神”是作为“纯概念”“纯思维”而存在和发展，表现为一个概念向另一概念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概念由“自为”“潜在”的存在，到意识到自身内部的矛盾，并把矛盾展示出来，最后在自身中将矛盾在对立中统一起来。第二阶段，是“绝对精神”外化为物质的存在――自然界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精神披上了物质的外衣，将自身隐藏在自然物质当中，是物质存在的本质，也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根据。人的出现是精神在这一阶段发展的高峰，从而使精神超出了自然阶段，进入了精神阶段。精神阶段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精神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成为“自为”存在的理念精神。由此可见，黑格尔将理性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且主宰着万事万物，而万物只是理性的派生物，只是理性的外在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理性的产物。

　　“理性”到黑格尔这里发展到极致，成为近代以来人们的信仰。用理性代替对上帝的信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神学，启迪着人们用理性之光去思考自身和外部世界，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同时，过度强调理性，使得理性变得无理性，最终导致了理性的危机。

　　三、对自由的诉求

　　“自由”是近代以来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政治生活。无论是人们对“神本主义”的拒斥，追求人的解放;还是人们诉诸于理性，突出人的能动性，实现人对自然界的征服，都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高呼“个性解放”“人的自由”，提出人要摆脱“神学”的束缚，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想达到的目的。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1265-1321）就曾提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它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2]359这时的自由是指人对“神”的人身依赖关系得以解除，不受任何束缚地自然生活和人自身得到解放，人格上获得独立。到启蒙运动时期，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更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被认定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天赋人权。卢梭指出：“人一生下来就有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不例外，这是由人性决定的。”[11]生活在自由状态中的人是自由的，每个人享有天赋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近代哲学家们为了实现人的自由，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了各种自由观。

　　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的一生是同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斗争的一生，是为真理和人的自由顽强拼搏的一生。斯宾诺莎的哲学带有很强的伦理学目的，他的哲学是以实现人的“至善”为目的，是要解决人生问题的哲学，哲学被他看成是实现“人生圆满境界”（“至善”）的手段。要实现人道德上的“至善”，斯宾诺莎认为人首先要“充分了解自然”。为此，他提出了“自因”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指出，世界是一个自因运动的物质实体。“实体”是指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其他概念。这意味着实体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只是因为它自身，也是说它是“自因”的。他有时将自然也叫做“神”。接着他提出了“样式”说。“样式”是指实体的各种具体状态。实体具有广延和思维两种属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作为个体性是作为普遍性“神”的特殊显现。人的身体和心灵分别分属“神”的两个属性。在斯宾诺莎看来，实体和样式都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也就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作为“神”的分有，也必然受制于自然规律。此时的人是不自由的。但人的心灵具有思维的属性，能够认识许多事物和自身的性质。他说：“我们的心灵可以尽量完全地反映自然。因此心灵可以客观地包含自然的本质、性质和联系。”[12]人通过心灵认识到了自身本性的必然性，他就摆脱了盲目性，获得了自由。当人对必然性认识越多，人的自由就越高。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13]斯宾诺莎所要实现的道德上的“至善”，其实就是要张扬人的自由。他指出，人的“德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动作。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自保”，即保持自身存在的能力，德性的基础就在于“自保”这种能力。他强调，情感和理性是心灵的两个基本特征。情感是动物所有的，如果人只受情感的控制，那他就全完受命运的支配，命运掌握主动权。只有按理性行动，人才能获得自由。他认为，理性能够产生德性，而德性又能产生幸福。人越按理性办事，人也就越有德性，从而越幸福、越自由。斯宾诺莎的自由观将自由看做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其中包含了辩证的因素。但他将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从而否认了偶然性的存在。他将自由简单地当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不能真正说明人的自由问题。 　　“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他用毕生精力探索实现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自由就是人的本质。他提出了“人是目的”理论，指出：“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成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14]43按照康德的规定，意志就是自己按照规律的概念去行动的一种能力。只有理性存在者才具有意志，而理性“自觉”依据的就是目的。如果一个目的是出自理性，那这个目的就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人是作为理性存在者而存在，因此，他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当每个人都把他人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康德提出：“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14]45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为立身立法，同时又服从于自己颁布的道德律。这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自律”。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己给自己颁布命令，因此，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目的，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负有把他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责任。在康德看来，作为感性存在物存在的人，有各种情绪和欲望，必然受制于自然。但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是完全摆脱了感性的因素，拥有了绝对的意志自由。这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办事，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控制，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目的，人与人之间也就达到了一种“平等”的状态，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自由，从而也实现了人的“个性自由”。康德的自由观远离了神学，人的意志不受制于神意，也非受情欲控制，而是受人理性的支配，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受任何权威的制约，人本身就是权威。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反封建、反神学、尊重人的发展和理性的精神。但康德的自由是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自由，缺乏现世性。而且他认为人在理性世界里是可以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只需按照自己给自己制定的“绝对命令”行事，这表明康德的自由是企图摆脱客观规律的自由，这显然只能存在于幻想中，无法实现。

　　结语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将人文精神的研究推上高峰，为我们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在他们的哲学中，人的问题被一以贯之受到关注。他们站在人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世界，用人的眼光代替神的眼光，逐渐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人从“敬上帝”的迷梦中觉醒。但也要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缺乏现实性，因此，它无法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具体的人，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人的解放不能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只有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出发，将人文主义根植于物质资料生产这一坚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