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就面临着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的现状。世界传统汽车市场——欧洲、美国、日本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中国汽车市场是最后一块大规模的处于增长的汽车市场，所以世界汽车厂商纷纷来到中国投资，这使中国汽车市场与国际汽车市场连成了一片，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就是世界汽车市场竞争格局的缩影。另一个竞争者是国内的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汽车产业的新生力量，它们成为国有汽车企业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它们自行研制、自主开发、自力更生，给中国的汽车产业注入了春天般的活力，但令外人看不明白的是，这些充满生机的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待遇；而与此同时，受到长期保护和支持的重点国有企业却只沉溺于合资模式，不思进取，靠别人的品牌与技术过活。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使人对20年来的汽车产业政策产生质疑：为什么一个重点产业政策实施下来的结果反而是使中国汽车工业丧失了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的汽车工业政策从来没有把培育自主产品开发能力作为重点，而是始终把主要的政策目标放在“产业集中度”和规模上。在有关汽车工业的政策思维中，政策制定人似乎从来没有市场发育的概念，也没有竞争性企业成长的概念。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依赖外国产品技术和自主开发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风险程度不同、得到回报的时间长短不同、付出努力的艰辛程度不同；虽然后者比前者更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但国有企业的体制恰恰使其管理者倾向于追求没有风险、短期见效、容易成功的事情。对于政府部门的官员来说，实行计划分配和行政审批制度使他们对项目拥有生杀大权，可以为他们带来难以计量的有形和无形的好处。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要害是自主技术能力的成长。中国单个企业规模小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技术能力，所以中国的汽车市场只能被“八国联军”所分割。而投资总量规模过大也与缺乏技术能力相关：在缺乏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的条件下，想趁市场火爆谋利的思维往往通过合资走捷径，所以就形成了汽车行业竞相引进外资来控制自己的独特现象。

中国汽车工业一定会走上集中化的道路，但在这个格局形成之前，中国汽车工业必须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不确定性，即没有任何人（包括每个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事先知道谁能够生存下来、谁能够胜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生存者一定是发展组织能力的强者，而较强的组织能力只能从自主开发的过程中发展出来。

为了推卸责任，中国汽车产业散布过几个著名的神话，除了上面提到的产业集中度外，还有另一个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重要神话：即进行自主产品开发必须以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为前提条件。这个神话是无聊的。它首先就会遇到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后进者要先有生产规模才能自主开发，但没有产品就无所谓生产规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国企业自己其实早就打破了这些神话。1984年上海大众的桑塔纳项目上马时只是3万辆的生产能力，与中国政策制定人的规模要求和“国际公认”的经济规模毫不相符。只是在市场潜力得到证实后，上海大众才扩大了生产规模，历经6万辆、12万辆、16万辆、20万辆、23万辆几个阶段才达到今天的40万辆生产规模。德国大众与中方在决策思维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市场概念而后者没有，而德国大众在中国20年始终一贯的战略恰恰证明，这些神话是毫无根据的。

另外，无论是50年代的日本汽车工业还是70年代的韩国汽车工业在单个企业的规模上和整个工业的规模上(均以年产量为衡量标准)都小于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但二者都已经走上全面自主开发的轨道，都已经开始以产量高速扩张为标志的起飞，都已经开始了日后横扫世界市场的势头。

综上所述，中国汽车工业的神话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这只能归因于既得利益者为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而别有用心了。如果没有中国自主开发企业的出现，这几个神话还会继续蒙骗国人。但在自主开发企业面前，这些神话只能是笑话。哈飞在只有几万辆微型面包车的规模时就走上了自主开发的道路，而且自主开发成为使哈飞能够加快扩张速度的决定性因素。吉利和奇瑞则是通过自主开发进入汽车工业的，即在零规模时就开始了自主开发，而且它们在产销量达到2-3万辆时就开始赢利。2003年，奇瑞占了中国轿车出口总量的90%，并成为第一个出口轿车整装厂和CKD散件的中国企业。这再次印证了日本丰田和韩国现代已经证明过的道理：自主开发是使后进者能够挤入国际市场的唯一途经。声称钱多了才能搞自主开发，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领导者们用来欺骗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弥天大谎。

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的一些主要障碍是什么——缺乏抱负、勇气、信心和进取精神。但正是由于这种缺欠长期植根于中国企业的当权者心中，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当中国的工程师相信自己能够开发出产品时，中国企业的当权者却认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不行；当中国的自主开发企业已经把自己开发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却仍然认为它们无力自主开发。

关键时刻往往是一个行业面临危机、面对未来需要决定何去何从的时刻。关键决策则是在这种关头做出的符合行业长远利益的决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都会遇到危机。但它们的当权者却不一定能够做出关键决策。在现实中，这种非关键决策往往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回避风险和挑战，只选择短期内最保险、最容易的做法；二是以不决策代替决策，任由行业随波漂流，丧失方向。两者的结果都是使行业的长远利益遭受损失，甚至导致行业的灭亡。

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通常被认为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做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的汽车关税水平较高，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散、小、乱，技术水平低等，由此而引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然而，如果能够抓住加入ＷＴＯ的有利时机，加快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企业重组，培育和发展中国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使之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则完全不同。

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情况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形势是喜人的。一是汽车品种越来越多，新产品的上市不再是以季为单位、以月为单位了，几乎是一个星期就有一个新品种上市；二是汽车价格一直下调，连中高档车价也开始松动；三是国内民营企业及其他产业的企业纷纷介入汽车行业。这对加入ＷＴＯ的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好兆头。

然而，汽车产业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经历一个“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过程。从政策的角度说，尤其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是严格的市场进入管制政策和抑制性消费政策。由于严格的进入限制，加上产品品种和价格管制，形式上看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竞争是很不充分和受到扭曲的。抑制性的消费政策使已有的市场需求得不到释放，同时也使事实上并不充裕的生产能力处于过剩状态。

中国已初步形成相对齐全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这既是中国汽车产业新发展的起点，与许多后起国家相比，这样的起点也算一个优势。除此之外，中国发展汽车产业还有如下优势：

一是大国市场优势。这是所有优势中最为重要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汽车快速增长的初期，这一基本格局对所有的汽车生产者都不能不是巨大诱惑。但这里强调的大国市场优势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使汽车产业链中的诸多环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将集中表现在整车装配和部分零部件生产上。贴近中国市场的独立研发需求也将产生；第二，中国的国内市场能够容纳多个最具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同时也可以为相当数量的内资和内资为主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竞争空间；第三，中国市场不仅巨大，而且呈现出显著的多层次性，对起步较晚、处在成长中的国内企业较为有利。

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80年代以来，汽车工业旨在提高资本密集度、降低劳动密集度的技术进步有所加快，但就汽车整车的成本构成看，工资成本仍占7％—10％，并且汽车强国的工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员工的工资加福利每小时大约在1至2美元，基本上相当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十至二十分之一。

三是具有较强的制造业整体能力，尤其是上游相关产业能力。与汽车产品相关的钢铁、机械产品、橡胶加工、纺织材料等，中国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产品成本上也有一定优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进入高加工度制造业为重点的增长阶段。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有一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将会逐步向我国转移。这一发展趋势无疑会增强中国在生产诸多汽车产品上的优势。

以上这些优势如果被利用好了，将会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巨大机会；但如果没有抓住这些机会，这些优势同样可以成为国外汽车巨头们击败中国对手的尖矛利剑。因此，在这个机会与威胁并存的时代，中国汽车业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才能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汽车界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汽车行业要立足于开放，具体地说就是在WTO的框架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顺应、利用而不是拒绝汽车产业全球化的潮流。首先，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排除对汽车产业的某些必要保护，但又不能仅仅依赖于保护，要将立足点置于广泛、深入的国际竞争和分工合作中。第二，在开放中充分利用、培育自身的优势。关键是在开放条件下通过自身的体制、战略和政策调整使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第三，大国优势在诸多优势中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新模式中能够形成特色的。

新模式具体将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积极而充分的国内竞争环境。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分散而缺少积极有效地竞争。相对于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可能具有的千万辆水平的生产和销售规模，目前百万辆的生产和销售量表明中国的汽车产业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更确切地说，几乎无法避免经历一个以选择优势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掘市场需求潜力为目标的竞争过程。作为大国市场，有足够地容量和能力接受几乎所有具有积极意义的竞争。

当务之急是培育积极而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包括大幅度放宽行业进入限制，允许各类负责任的投资者特别是非国有投资者的进入；进一步打破部门和地区的行政性垄断，形成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规范竞争秩序，通过制度建设约束种种限制和扭曲积极竞争的行为等等。积极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新模式成功的基础和关键，缺少这一条，其他将无从谈起。如果能够打好这个基础，完全有理由预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汽车产业就会出现一批初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其中既包括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会包括内资或内资为主的企业。这批企业将构成实现“大国竞争优势”目标的中坚。

2、着眼于全球战略的多个跨国公司进入与国内优秀企业自主发展并举。中国的大国市场，足以使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上最大的五、六家跨国公司进入。一个重要的政策指向是支持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入世后关税水平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可有两种选择，一是对中国整车出口；一是在中国设厂生产。随着中国入世，应当适时放松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在股权、国产化率等方面的限制，使其按照全球战略考虑决定在中国的产业配置，避免大规模的整车进口，或仅为在中国市场销售而大量进行低增加值组装的局面出现。尤其应鼓励跨国公司整车和零部件向外出口的努力。

另一个政策指向是鼓励跨国公司之间的积极竞争，许多行业的经验证明，这种竞争对产品更新、加快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技术转移、改进管理、降低成本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鼓励内资或内资为主企业加快培育其核心竞争力，支持这些企业与外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乃至战略联盟，尤其要支持其在研发、品牌、营销体系等方面自主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努力。跨国公司进入与内资或内资为主企业的自主发展并不矛盾，中国的市场可以同时为两者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两者之间当然会有竞争，但更多的将是合作、联合、融合的关系，并最终整体上提高中国本土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3、开放中逐步融入汽车产业全球分工体系，将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净出口作为中长期目标。改变以往汽车产业链配置局限于国内，主要依赖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的思路和方法，分阶段地逐步融入汽车产业的全球采购、制造、销售、研发体系，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放弃全面替代进口的目标，在整车上有进有出，集中力量发展具有市场和资源优势的部分产品，同时适当进口国内不生产或不具有优势的零部件产品，主要是高档车。

由于中国的汽车市场广大且处在成长期，能够支持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大规模整车组装生产，并显示出良好的规模经济性，这一点将会与西班牙、加拿大等国有很大不同。但在一个适当长的时间后，有国际竞争力的整车产品出口较快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加入WTO后将放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要求，部分零部件寻求境外采购。同时，国内有条件的零部件厂商要尽快向全球供应商的角色转变，逐步进入零部件国际贸易量加快增长的阶段。在中长期，力争实现汽车产业在开放度相当高水平上的净出口，并逐步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这将意味着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汽车潜在消费需求国，同时也是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加工制造国。

4、以中低级别家用车为重点的中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首先着眼于适应中国汽车市场起步阶段的需求。在这一阶段，家用车是市场需求的重点，其中需求量最大的又是中低级别的家用轿车。其次，实施这一战略将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力的培育。中低级别的家用车对企业在技术、管理、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要低，或者说进入障碍较小，这一点对内资或内资为主的企业是一个难得机遇。第三，如果中国在中低级别家用车生产上形成较大规模并具备一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与中国相近的新兴国家市场上将会赢得较大机会。

5、面向全球市场的零部件工业重组。一方面，我国零部件企业受国内整车高国产化率配套政策的影响，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普遍采取零部件生产与整车生产集中于一个集团，零部件生产主要满足本集团内部整车生产需要的方式。于是，零部件企业大都存在着批量小、成本高、技术开发能力低等问题。

零部件工业重组的第一阶段目标，是改变目前受企业集团和地域限制的状态，使有条件的企业加快转变为全国性的供货商。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目标是积极参与跨国重组，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和销售网络以及零部件企业的自身努力，使一批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逐步扮演全球供货商的角色。在中长期，中国的零部件产品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比重应高于整车产品。在此过程中，零部件企业数量相对减少，以模块化、系统集成为特征的零部件大企业将有所增加，国际上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和国内有潜力的零部件企业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

6、分阶段向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角度看，汽车产业后期国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进口、KD组装、引进技术和规模生产、趋于成熟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处于兼有第二、三阶段特征的时期。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增值能力，应当成为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模式始终关注和追求的目标，但总体上要遵循分阶段向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的规律。

与大国市场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将会使跨国公司部分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成为合理选择，特别是满足中国市场特定要求的研发会受到更多重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快技术转移的速度。其次，与优先发展中低级别家用车战略相一致，应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上率先突破，形成一定优势；同时，随着零部件企业的重组，应加快提升其技术开发能力，在部分零部件产品的研发上形成国际竞争力。再次，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成熟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研发人才的成长和成熟，国内的汽车研发力量将更多地介入全球汽车研发分工体系，并成为其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汽车金融服务集中体现在消费信贷上。目前，国内汽车消费信贷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制造商贷款、经销商贷款和“经销商—银行—保险”三方贷款方式。

我国多数汽车制造企业没有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个别企业则刚刚开始起步。虽然目前还很不完善，但制造企业已开始涉足通过自己的财务公司为自己的品牌汽车量身定做金融服务，提供消费贷款，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为了促进销售，经销商有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信贷。但这样做需要经销商有较大的财力，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种模式将经销商、银行和保险公司三方联系到一起，共同承担贷款风险，极大地降低了风险系数，并且简化了贷款申请和审批的程序。

由于中国目前还缺乏个人信贷记录系统及在获得贷款过程中存在官僚主义、银企职责难分、法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汽车贷款的较高风险，致使汽车金融服务在中国离期望值还很遥远。

入世后，我国的汽车服务贸易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外成熟的汽车服务贸易对国内尚不健全的汽车贸易服务体系的冲击，对我国汽车工业造成的影响是持续性和实质性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汽车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已经使汽车产业的赢利向服务贸易转移，国际竞争已经逐步由制造领域向贸易服务领域延伸，优质服务的市场效应日益凸显。

服务贸易体系不仅能高效地带动汽车的产品营销，而且其本身获得利润的能力也相当可观的，是成熟市场中产生利润最大的领域。根据对欧美等国家成熟汽车市场的统计，汽车的销售、零部件供应和贸易服务在获取利润方面的比例为1：1：2。

对于我国汽车工业来说，开放汽车服务贸易的影响所产生的作用点则正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软肋”——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我国汽车金融服务体系薄弱，国外集团大规模进入占领这块市场，会给我国汽车工业带来巨大冲击。在国际市场信贷购买已成为主流，比例已达到50％的今天，国内市场信贷购买尚不足5％，这种差距不是“量”而是“质”的概念。

由于不重视信贷服务，我国汽车服务贸易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和销售商还没有真正学会“卖”车，极大地影响了汽车内需市场的启动。

中国的汽车服务贸易体系，尤其是金融服务体系，所面临挑战将日益严峻。福特、大众、通用以及日本各大汽车公司对中国汽车金融服务虎视眈眈。当我们还在为关税下调而不厌其烦地计算着汽车产品贸易的0.5个百分点时，外资却已在迫不及待地拟定进入中国汽车金融服务行业的时间表了。

启动汽车消费需求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汽车工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关联和市场需求，是一个连带性很强的产业。汽车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显著。汽车消费信贷应成为汽车消费的主要形式。全球每年以融资方式销售汽车的总金额约为100亿美元，而且每年的增幅达3％—4％。在美国，80％—85％的消费者通过汽车消费信贷方式购车。

启动汽车消费信贷可盘活汽车行业巨大资产存量和提高资本营运效益。汽车行业有较大的资产存量优势，但汽车行业资产利用率不高，大量设备闲置，资源浪费。启动汽车消费信贷，将资金贷给消费者，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质优价廉为我所需的产品。而生产企业只有在商品售出之后，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因此，通过消费信贷的力量来促使企业关注市场，提高质量，可在竞争实力、技术开发、营销手段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在目前国内产品积压、出口产品外销受阻的情况下，开发汽车消费信贷必将对汽车行业盘活资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汽车信贷消费可增加金融机构优化贷款的存量，提高资金利用率。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贷款对象，但受近年来国企效益低下及体制上存在的诸多矛盾的影响，导致国企对银行贷款“敢借、敢花、敢不还”。致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金融体系承受巨大风险。通过汽车信贷消费可扭转我国融资主体单一问题，提高银行贷款对象素质，扩大资金供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主要是为汽车制造商的产品提供各种融资和租赁服务，而其融资则可分为经销商融资和零售融资。根据汽车金融服务机构的基本性质及国内外的经验，可采取下面的几种方式组建汽车金融服务机构。

由于汽车产业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因此要求融资机构在进行融资评估时掌握很高的专业知识，对产品有很深入的分析和了解。显然，这么高的技术要求，除了制造商自己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外，其它机构很难达到。即使是在汽车产业最发达的美国的汽车金融服务机构中，各大制造商自己组建的10家左右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也在整个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可见由汽车制造商组建自己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是国际上主流作法，值得我国汽车工业借鉴。

我国为汽车销售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机构是银行。银行在进行销售融资评估时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无法准确界定融资对象的资信水平，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消费者违约情况，银行将出现既收不回贷款，又无法处理违约回收车辆，这也是银行一度不愿介入汽车消费信贷的原因。但是，由于银行的资金实力雄厚、营业网点多、分支机构广，所以在为汽车销售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仍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结合我国目前的现状，在一段时期内银行将在汽车金融服务机构体系中担任重要角色。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长期来看，应成立由汽车集团财务公司、经销商共同投资的专门汽车信贷机构，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与商业银行一起为全面启动汽车市场，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化服务。

这种专门汽车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除了上述各方外，还可以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厂家一方是产品的生产者和产品销售的最大获利者，凭借其在资源和资金上的优势，完全有能力控制好相关方面的风险；而经销商利用他们直接和消费者交易的环节来配合厂家做好各项工作，可以大大简化相关程序，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信贷模式。

中国汽车产业目前每年对零配件的需求量达到八百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每年从一级市场到区域经营再到零售商的汽车零配件三级流通,至少要完成二千四百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汽配市场呈现巨大发展空间。

　　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比较重视整车生产企业，而忽视与其配套的汽车零配件市场的发展。实际上随着中国汽车工业从“乡间小道”驶入“高速公路”，汽车零配件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空间。

　　这种发展空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两年来中国整车销售量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形成对汽车零配件的大量需求；二是消费者的购买从高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渗透、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消费层面的扩大促使汽配市场结构多元化加速形成。三是近年来驾驶新手的增多使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对汽车零配件的需求不断增大，这就使得汽配行业有了另外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原材料涨价和整车厂降价的双重压力下，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正显得举步维艰。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散、乱、差”有目共睹，加上国内整车配套厂人为地制造非技术性障碍，国内零部件厂商似乎已有些吃不消了。零部件产业的成本降低的法宝之一就是要形成批量化经济规模，然而，分割的配套市场羁绊了零部件企业做大做强。当整车市场利润丰厚时，尚能掩盖住零部件产业结构性缺陷，但当整车市场处于激烈竞争时期，挤利润水分的压力传递到汽车零部件企业身上，先天性结构问题开始暴露无遗。

中国绝大多数零部件企业先天性结构问题是机制不活，组织效益低下，厂商之间基本处在无序竞争状态。同时，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虽然中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是管理水平低下抵消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当前，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零部件企业的八分之一。另外，无论是原材料采购、在制品过程控制，还是制成品的销售、流通和服务，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都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成本优势；加上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少零部件企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大量资产闲置，固定成本增加。或因为新产品开发不出来，或因为新产品的发展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形不成批量生产能力。生产率低下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是中国汽车配件降价难的根本原因。

中国零部件产业的前途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拼搏，也取决于政府有效的宏观引导，从日本、韩国的当年发展之路到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从中也许能够得到借鉴。

据有关数据表明，一辆售价10余万元的中档私家车，每年的维修费平均在500元以上。而随着中国私家车数量的不断上升，中国的汽车维修业正步入黄金时期，介入该行业亦大有可为。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了车，就要进行保养和维修，这就带来了汽车销售“后市场”——汽车维修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随着私家车驾驶新手越来越多，大小事故绵绵不断，客观上促进了汽修行业的业务量大增。可以说，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汽车维修在从地域上的分散走向集中的同时，其经营方式也从分散走向集中(连锁经营)。一些实力雄厚的维修公司根据需要开设分部，营造自己的维修网络。汽车维修连锁经营发展能满足车主对维修市场经济实惠和方便快捷的要求，将会获得长足发展。

汽车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私家车主对汽车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这一切对汽车维修店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司机开的多是公车，对汽车的性能、构造和故障方面关注较少。而今，汽车大踏步地走入了家庭，并且档次越来越高。维修人员先要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然后利用各种检测诊断设备对车辆进行数据检测，从而进行故障分析和判断。市场对汽车维修店在维修设备、检测设备以及维修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多数消费者对于厂商参与投资汽车美容业都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一方面厂商可以通过参与汽车美容业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厂商的直接参与将对规范汽车美容市场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使消费者能够得到更专业的服务。

    但在厂商一方，对于这一块市场则好像并不感兴趣。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家汽车企业考虑购车者的个性化需求推出完整的汽车美容服务。业内人士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厂商之所以不愿意参与汽车美容行业，原因有三：一是投入成本过大，汽车销售一般是全国甚至全球操作，如果是厂家统一供货，仅运费一项就耗资巨大；二是汽车美容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也是各汽车厂商顾虑的因素之一；其三，美容业是汽车消费的边缘性服务行业，其所涉及的内容与汽车生产技术水平关系不大，如果厂商参与，会使消费者将汽车美容质量与汽车整体质量混淆，从而对汽车品牌有间接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汽车生产厂家参与汽车美容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事实上，目前国内规模较大、已经形成自己品牌效应的大型汽车服务连锁店还不多见。由于这个行业的门槛并不高，没有行会自律、缺乏归口管理，许多经营者忙于占领地盘，服务的规范便大打折扣。

其实汽车美容行业的利润主要出在原料差价及工人手工及工时费上，一些不规范的汽车美容店为达到高利润目的，或提高定价或不惜以次充好，使用劣质的汽车美容、改装产品，有损行业整体形象。

据了解，尽管汽车美容装饰业近期内还很难改变各种小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有规模和实力的大公司想要进入这一市场。可以预见，这一新兴市场将进一步向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据介绍，美国的汽车美容装饰一年的产值就有数千亿美元，在中国这一行业也就是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但市场呈自发、松散、盲目发展的状态，中小投资者进一步发展的风险增大。目前汽车美容市场的竞争虽然还不算激烈，相对来说操作空间比较宽松，利润也比较有保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这一行业，其利润率也逐步趋于下降。

对于前期投资者或“投机者”来说，可能挖到了汽车美容业的金矿，而后来者成功的概率就要打折扣，各方都一致认为，这一行业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微利时代。

汽车消费对目前的中国消费者来讲还属于高档消费，还不普遍，对它进行装饰应该说是车主个性化的需要，但潮流总是变化的，汽车消费也会普遍化、大众化、规范化，因此汽车美容业将会越来越做。越是往后发展，生产厂商的生产水平越接近成熟，各种设计也都会兼顾到车主各个方面需求，汽车美容业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竞争的微利时代。当然，以后的竞争将无疑会集中在产品及服务上。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租赁业还只是一个婴儿，从1981年中国成立第一个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起至今虽然已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前10年，全国也只是相继成立了十几家租赁公司，只是到1993年以后，汽车租赁公司才发展起来。世界第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成立于1918年，至今已经有了80多年的发展，当中国的汽车租赁服务业还在嗷嗷待哺时，国外的同行已经成长为一个凶蛮的壮汉。中国汽车租赁业发展步履艰难，有行业高风险的因素，有企业本身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中国汽车租赁业的“路障”太多，发展环境太恶劣，使处于幼稚状态的汽车租赁业一直难以长大。按照发达国家的算法，一个地区用于租赁的车辆与出租车的比例应该是3:1，但目前中国还远未到达这个比例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汽车租赁业的发展滞后，但同时也反映了汽车租赁还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全国范围内，目前的机动车数量约1400万辆，而有驾驶证的人却达到3000万人，1600多万人有本无车，虽然机动车和驾驶员都在增长，但驾驶员的增长速度比机动车的增长速度要快2~5倍，本地人个人租车主要用于短途旅游度假、走亲访友，婚丧庆典，工作用车或显示身份派头等特殊目的。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汽车租费的走低，租车手续的更加简便，服务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本地人个人租车市场会越来越大。

流动人口的租车潜力，主要来自于国际国内的旅游人口。旅游业里隐藏着中国汽车租赁业的无限商机，隐藏着长途车、异地租车、这里租车那里还车等新的汽车租赁业务的运作方式，只不过由于某些障碍的存在，致使这个巨大的市场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一旦障碍扫除，这个市场将给汽车租赁企业带来滚滚财源。

企业租车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为了少占资金，灵活方便而租车，二是一些私营企业主比较喜欢租车，三是一大批持币观望的企业改买车为租车，四是外企用车。企业租车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三年，利润可观，风险较低，是最值得汽车租赁公司大力开发的市场。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的汽车行业还是众多与汽车相关的行业都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与机会。如果中国的企业能从中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同时借助入世后政策与市场的东风，那么中国汽车行业辉煌的一天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