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摘 要：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的这一富有特色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循环型社会；低碳经济；物质流动指标；努力指数。

　　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个人、企业和社团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生态快速恶化的问题。基于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日本传统社会，每年产生4.7亿吨废弃物，碳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居高不下，城市为大量的废弃物所包围，最终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空谈，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为日本社会发展敲响警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实现了从公害对策管理向环境负荷管理的转变。《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在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除基本法之外还有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促进法》以及《容器包装品的分类回收及再商品化促进法》、《特定家用电器的再商品化促进法》、《建筑废材再资源化法》等单项法。在基本法基础上，日本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第一和第二基本计划，明确发展循环型社会操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并取得一定效果。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建立，第一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物质流动指标（MaterialFlow Indicators）和努力指数（Effort Indices），并基于指标、指数的监测结果确定了具体实施目标。第二基本计划考虑了资源减少、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吸取了国际组织、产业界的意见，以2015年为目标期，增加了部分反映环境和气候变化新要求的指标，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低碳社会（Low Carbon Society），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Societyin Harmony with Nature）。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10.5%，1978-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1857%，即每年城镇约增加1574.6万人。200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45.7%。按照2000年以来的速度，采用线性趋势外推法，2029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将增加3.3亿人。由于城乡资源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仅城镇化一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按照2008年数据计算，每年1574.6万人进入城市，全社会生活能耗会增加247.8万tce，全社会生活用水量增加约6.49亿立方米。在CO2排放量方面，按照世界能源署（IEA）测算，1990到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170.6%，2007年CO2排放量60.7亿吨，约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高达1.47亿吨，由于人多地少，全国范围很多地方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各种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一些地方对循环经济实施方法的理解有偏差，焚烧没有经过正确分类的垃圾，对环境造成损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述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特色指标和实施目标，并与中国相关指标、目标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各地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从循环经济向循环型社会的整体跨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分析。

　　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要防止原材料成为废弃物，即要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减少产品向废弃物的转化，主要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来实现。循环利用包括再使用（reuse），再生利用（reclamation）和热回收（heat recovery）。该基本法明确要求从技术和经济性综合权衡决定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并要求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采取整体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在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第二基本计划》中，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依据基本法中关于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分别设计了物质流动指标和努力指数，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一）物质流动指标及目标。

　　与第一基本计划相同，第二基本计划采用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社会实物流动的三个方面，根据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和环境变化，补充了金属矿物生产率、和CO2减排两个指标，规定了2015年这五个指标的目标值，这些指标值均可以通过构建全社会物流图计算获得。

　　1、资源的生产率=GDP/自然资源输入。近年来，整体来说，日本资源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新的问题，随着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需求增长，岩土资源输入显著下降了，原油和金属资源的输入量有所增加，由于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约束，导致工业废弃物数量上升。在第二计划中，设定2015目标值达到42万日元/吨，达到1990年的两倍。

　　2、循环利用率=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资源输入量）。日本2015年目标为14%~15%，比1990年的8%提高约80%。

　　3、废弃物最终处理量。2004年就日本全国而言，最终处理场工业废弃物的剩余处理容量仅能维持7.7年，在大城市区仅剩下3.4年。因而，废弃物处理量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第二计划设定2015年目标为0.23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下降了80%。

　　4、金属矿物资源的资源生产率。即在自然资源输入中除去非金属矿物计算出的资源生产率。

　　设定的目标为77万日元/吨，比2000年的59万日元增加了30%。

　　5、CO2减排目标。用以测度循环型社会和低碳社会整合发展的实现情况。废弃物和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废弃物转换为原料燃料，废弃物发电实现。2010年在废弃物方面，预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780万吨。

　　除上述指标以外，第二基本计划其他指标未设定实施目标，仅用于监测变化，识别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二）努力指数及目标。

　　构建循环型社会不仅仅需要科技、制度和策略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努力指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设定实施目标的部分，二是用于监测变化情况的指数。前者测度包括减少废弃物数量、思想和行动改变、促进循环企业发展、实施个人循环利用法案四个方面。

　　1、减少废弃物数量。

　　减少市政固体废弃物数量。城市家庭和商业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不同的。因而，该计划有针对性的设定了三个努力指数。首先是，全社会（包括公众和商业机构）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2015年比2000年下降10%；其次，为了评价公众减少垃圾数量和参与分类收集的努力水平，设定2015年家庭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不含回收利用量）比2000年下降20%的目标；第三，对于商业活动排放的废弃物总量，则要比2000年下降20%。减少工业废弃物数量，2015年工业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比2000年的8900万吨减少60%，比1990年减少80%。

　　2、思想和行动的改变。

　　通过调查问卷来测度构建SMC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该计划的目标设定为：90%的回答者会选择倾向于减少垃圾排放，重复利用现有产品和购买绿色产品，而且有50%会采取切实的行动。调查问卷的问项充分考虑到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增加了互联网使用、自行携带购物袋等方面的内容，在问卷调研中也利用网络等媒介使得整个过程更为便利和有效。

　　3、促进循环企业发展。

　　促进绿色采购。设定目标为：50%的地方政府、上市企业（东京、大阪、名古屋证交所一板或二板市场上市企业），30%的非上市企业（非上市，而且雇员数500以上）在组织范围内实施了绿色采购。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鼓励开展ISO14001认证。拓展循环企业的市场规模。2015年循环型企业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两倍，循环企业雇员数也在考虑范围内。

　　4、持续实施针对个别项目或企业类型的循环利用法案和计划。

　　其他指数则用来获取变动情况的量化信息，找到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方法。

　　二、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与实施目标比较。

　　（一）指标设定的法律依据。

　　中国没有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明确提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实现目标，散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还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中。

　　如前所述，日本推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由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法和六部单项法组成，除此之外由政府定期制定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二）物质流动指标。

　　2007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利用现有的数据信息基础，针对宏观层面和工业园区分别编制。宏观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和废物处置降低指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指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次资源消耗量之比，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GDP是以不变价计算。一次资源利用效益越高，该项指标比率越高；资源消耗率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可反映减量化的实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农业秸秆等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废物排放降低指标，主要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循环经济指标关注重点在于循环性“经济”而非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缺少对全社会的统计。在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尚未纳入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指标。

　　（三）评价体系。

　　基于对循环型经济的侧重，中国重视对循环经济最终成果的事后评价，尚未建立针对循环型社会主要相关群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参与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努力程度的测度指数，缺少进行努力程度的过程控制。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指标包括对结果的评价，也包括对过程中态度、努力程度的评价。

　　（四）实施目标比较。

　　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同时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的目标。尚未纳入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以及废弃物排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目标。同时，中国未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努力程度设定实施目标。

　　三、对中国构建循环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一）实现从发展循环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转变。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属于《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规定的实现立法目标的重要手段，致力于整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和与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其基本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计划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能源、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严峻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向更加关注“社会”，从发展循环型“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是应有之义。

　　（二）重视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对公民、社团、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给予重视，采用努力程度指标，反映各相关实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即不仅考虑结果，而且评价其努力过程。对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较大的意义。通过定期修订事后评价和过程评价指标和不断付诸实践，能够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提高社会公众对循环型社会的认知度，增强相关群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日本过程评价中所采用的一些相对灵活的量化方法值得借鉴。例如，采用调研问卷测度利益相关实体对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态度。个人对于产品过度包装的拒绝意向，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等；对地方政府则用其为发展循环型社会制定的计划数目来测度其积极程度。对企业来说，定量指标包括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比例和环境体系认证的数量。

　　（三）建立完善单项法律法规。

　　中国虽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内容，但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一部总纲性质的法律，条文不够全面，尤其缺乏日本类似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实施文件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等专门法律。

　　（四）采取精细化管理方法。

　　精细化管理不仅为日本企业家所擅长，其精髓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循环型社会构建方面，精细化管理既反映在计划条文规定的细致入微，又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周到考虑方面。

　　例如，在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中，对商业机构、个人垃圾的减排量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要求市民把垃圾区分开并放在设计好的位置。实际生活中，日本垃圾分类细致科学，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陶器及玻璃制品、可再利用资源类垃圾（塑料、纸制品等）、大型垃圾（如家电）四大类。垃圾不能擅自随意处理，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作为租房者会收到房东提供的介绍详细垃圾分类回收时间、方法的手册，每个家庭在丢弃生活垃圾前要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例如，可再生的塑料瓶要清洗干净、报刊杂志要用绳子捆扎，干电池等有害垃圾必须装入不同垃圾袋与可再生垃圾分开等等。

　　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垃圾排放方面的指标，尚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规划目标中去。建城2010[63]号文已明确提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应当把具体量化指标和实施指标纳入到规划中去。

　　（五）完善循环型社会的数据统计。

　　日本在构建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统计比较完善，因而其实施目标中有较多量化指标。在日本统计年鉴第24章，针对可再生容器回收情况就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涉及无色玻璃容器、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包装和容器等，分别统计了期望收集数量、实际收集数量，涉及的市政当局数和人口比例，年内再商品化量和再商品化率等项目。

　　由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统计调查方式限制，前述一些指标尚未纳入到实施目标中。中国现有的统计系统、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主要是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相对不太健全。从3R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和减量利用。建议在后续的循环经济统计中考虑加入其他物质流动指标，把废弃物处理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统计调查范畴，并明确物质流动的调查统计组织方法，把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在内的物质流动目标纳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中。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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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v.go.jp/en/recycle/smcs/2nd-f_plan.pdf[6] 丁红。 日本：对垃圾分类与回收实施精细化管理[N]. 经济日报。

　　2010-0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