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中“道”与“自由”的双重超越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一、从“道技之分”看自由
我们由《养生主》篇可知，庖丁之所以能够使“刀刃若新发于硎”，能够使刀刃在“解牛”时游刃有余，乃在于他不单单耽于技巧，更在于“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正因为好“道”，他的“技”才能“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庄子的“道技之分”，技巧只是对外物的单纯加工，以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但是“道”却不是。“道”是对技巧的超越，是使自己达到一种高度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所指的就是道对技的超越，那么，这里的“道”又有何“可道之处”呢？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向事情本身”。当我们将自由看做“道对技的超越”时，我们无论如何也须就“道”的本真含义做一番讨论。好在前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提示出了“道”或曰“真理”的本质。在海德格尔那里，真理乃是存在者整体就其存在而来，在其无敝状态中在此成为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向来处于“在之中”的此在之向无敝的存在者开放，即对无敝的存在者开放恰恰乃是“自由对待无敝的存在者”。真理的事情本身不仅是有存在者敝开出来成为无敝而使得自身被动地有待于被适应，更是要此在主动地去适应存在者，因而真理乃在于“自由之为敞开自身”。
由此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真理的本质正在于“自由”。而对“艺术之为艺术”其本质也只在于“器具在其去敝过程中显现存在之持守”。那么，既然真理的本质可以是自由，而艺术的本质又恰恰是“美”，这岂不是与庄子对于自由与美的观念暗合？事实上，美感正是人们超越实用功利态度而去获得的精神享受。当然，海德格尔所谓自由不同于庄子所谓自由，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二者之中寻求真理和艺术的共同。
二、从“道物之分”看自由
在《大宗师》篇，庄子细细阐述了“道之为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的“道”虽然脱胎老子，但比起老子的“道”，这里显然有着更多的含义。如果说老子那里，道还是万事万物的根据，是“象帝之先”。
那么，庄子所描述的则更多的是道如何与人的种种关联。道是可传可得的，却又不可受不可见，这就是说道能够被人所传递、所获得，却不能够通过有形的、可感的途径获得。在《齐物论》篇，庄子提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小成”在这里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成的是小道，大道则不行，这里类似于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而华丽的辞藻又往往遮蔽了言语的真谛，所以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天下莫不自以为是，以彼为非，彼亦以汝为非，自以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庄子的“不辨是非”，事实上，这并非“不辨”，而是辩者皆以自己为是，以他人为非，互相争执。儒墨互相争执，没有站在各自的角度。可知是非皆是虚妄，人们对是非的争执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本性，人们执着于是非的争执只会与“大道”、“大言”日日悬殊。而通过破除人们对是非的争执，从而去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庄子在这里前面通过对是非的辨析，在这里引出了“以无对天下，是非双遣，而得环中之道者，故能大顺苍生，乘之游也。”通过以上选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道是不辨是非，不拘泥于华丽言辞，不各执一词。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应该是不加分别的，不只是用知识的眼光去看待，把世界当做一个对象，去操纵去改变，而是应该去融入这个世界，游与太虚。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所谓“物化”即是达到自由，就是要抛弃外物之分。抛弃就是放下，放下不是意味着脱离世界脱离我们生活，而是要达到这种道，成为“真人”，而真人是自由的，不被任何技巧是非所束缚。因此在真人眼里“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真人对这个世界不是采取算计的态度，不是以是非定，他顺其自然：“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是对生命本然的追求与通达，而生命的本然在庄子这里就是自由。自由是天性，一切对外物的追寻，比如功名利禄、是非成败都不是对生命本性的追寻。
三、从“道”对“技”的超越看自由
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自由，我们再回到《养生主》：“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庖丁能够十九年而让自己的刀保持崭新，但是族庖却不行。在这里，刀刃象征着人的天性，牛象征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世界。作为“庖丁”，我们无时无刻不与“牛”打交道，但是如何才能保养自己的刀刃，使自己的天性在面对世事面前，保持崭新？我们时时刻刻都遭受来自各方面的试验与挑战，面临种种选择与世俗，只有“进乎技”，达到自由，做到对技巧的超越，才能保养自己的天性，使自己悠游自在。因此庄子说道不再是老子的秩序，更多的是一种彰显，彰显的是人的本心，是人生在世对生命的神性的执着与追求。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所理解的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无根的“狂言”。恰恰是对“我之为我”的步步追问。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不是对一个个存在者的追问，要追问的是存在，是一个个酣畅淋漓的“人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庄子一人，更是古往今来一切向往自由的“庄子们”的追求。 事实上，庄子的自由是不可定义的。乍看起来平淡如水，实则内心澎湃起伏。在庄子这里有没有自由这样一个问题，无非是我们个人妄加在其身上，他是“背负青云”，只能选择“相忘于江湖”。这只能是一种“被迫自由”，或者说是对自我本性的追逐！换句话说，我们只有超越了对“技”的痴迷，才能达到“道”的境界，这里的自由正是建立在“道”对“技”的超越之上的。
四、从“道”对“物”的超越看自由
对于这种自由我们该如何对待？自由难道就是自由自在无所凭借吗？在《大宗师》篇，庄子提到“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命也，何谓命？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
这里所谓的“君臣之义”、“父母之命”是庄子永远也无法逃避的。这是束缚，也是规则，也是只有在这样的定义下，才有自由，也就是说，恰恰是人们的不自由导致了对自由的内在向往。这种不自由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被君臣之义束缚，更是被外物，被自己的世界所遮蔽。所以庄子的“物化”无非是让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看到一个全新的自我。
庄子的自由不是要超越世界，诚然我们看到无处都在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超越自我，似乎要离开自己，不被功名利禄束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庄子在这里面所传达出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生命必然是有所依赖“有所待”，超越不是对于外物的超越，不是对“对象化”世界的一种超越。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不执著”，“化而为鸟”，我们的眼界开阔了。但是，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如二虫之知乎”？
庄子是用心的，是要求人们不是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不是把世界当做一个物的世界，而是用心去进入这个世界，如果世界是条河流那么不是在岸旁观看，是跳入河中与其同流。达到这种自由的人就能超越物，超越普通人的情感，遨游于自由广大的内心世界。但是人真的能做到无所凭借吗，即使那污泥中的龟也得需要污泥才能游弋把吧！庄子在这里更多的则是表现人们对不自由的拒斥。自由不是无所凭借，因为人们是不能，即便是列子也需“待风”，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至人无己？
五、从“达道之路”看“自由之路”
于此，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可知心斋就是保持内心的空虚，排除一切杂念，摒弃情感上的理智上的思考。既不是耳目一类的知觉，也不是心所代表的理性思考。这二者都只能把握有限事物，所谓“耳止于听，心止于符”。继而，庄子又提出“坐忘”，要“离形去知，堕肢体，黜聪明”，试图从人自身的生理束缚中解脱，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中解脱出来，从心中排除掉利害观念，心保持空虚达到自由。一个人若能做到心斋、坐忘，就能达到无己，丧我，就能达到道，实现高度自由，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由此可见，一旦我们洞察了通达“大道”的“道路”，实现了对于“道”的把握，我们也就获得了自由。
在庄子看来，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应帝王”；“应”就是因，因物，不为物所束缚。在《应帝王》篇，庄子提出的“四知四不知”就旨在揭示，当一个人处于“物物而不物于物”之时，他就是自己世界的帝王，即是自己的主人，这是自由的最大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一”，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状态，不是无拘无束，而是向内心世界最大化的探索之路。人生在世有太多的选择与无奈，但是这些就是由自由的不同层次所决定的。或者你执着于那只小虫；或者你可以“跳”出来，“化而为鸟”，俯瞰整个人类世界。事实上，你拥有权力或者金钱，仍然是“有待”，你仍然被外物所牵绊，这样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自由是抛弃一切，遗世独立？
事实上，从庄子那里，我们只能看到一颗悲悯之心。当人们陷入这其中之时，他站了出来，指出这些不是人的根基，换句话说这种名利带来的“自由”不是人的真正自由，因而探求“名利之路”绝不是通向“自由之路”。人扎根于土地，扎根的就是天性，人的本性，人源自于天的本性，这是人自由的沃土，是人自由的本质。在这种自由下，人们不会被外在的物限制住自己的视野，无生也无死，无是也无非，因为所谓“是是非非”是为了分别，而分别却不是一个人，即一个个体生命的本质。最高的自由，即是化去烦恼忧愁，或者说化去你对这个世界的执着，达到乐莫大焉，游心太虚，你生命的刀刃便能常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