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的哲学方法及其启示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中图分类号：A1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28

　　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对住宅问题的认识是一个涉及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是以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对物质现象基本状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回答为前提的，对这些属于哲学问题回答的正确与否直接制约着对住房问题解答的正确与否。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自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站在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科学地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农业社会向现代大工业社会转变中的住宅现象及其规律。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具体分析某种社会现象（如，住宅现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作行动的指南，科学地分析当前我国出现的房价上涨、老百姓蜗居蚁居、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现象，并揭示其中的规律。

　　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住宅问题的哲学分析

　　（一）恩格斯始终坚持用唯物论原则认识住宅现象

　　1. 恩格斯认为，只有从看得见的事实中寻找住宅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并用经济学规律来分析和解释住宅问题，才能形成对住宅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首先，恩格斯从德国的社会历史出发来寻找当时德国住房短缺的原因。恩格斯考察德国，发现是由于法国给德国的几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的大工业发展，从而使大批农村人口集聚到城市而导致了住宅的短缺。他描绘道：“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1]239透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住房短缺的原因是突然降临的、以加速度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导致大量的人口急速由农村涌进城市以及一些老城市加快城市建设，工人的住房被大批拆除。恩格斯把所得结论牢牢建立在社会历史现实之中，揭示了当时德国住房短缺的客观规律。

　　其次，恩格斯认为，从道德和法律理性出发是蒲鲁东主义者、萨克斯在住宅问题上得出荒谬结论的原因。蒲鲁东主张租金本质上是房主权利的表现。“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两倍、三倍、五倍、十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1]254254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还转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学说像神学一样无知、愚蠢。马克思嘲讽蒲鲁东道：“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1]255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蒲鲁东是从类似“永恒公平”等先验原则出发来寻找住房租金的本质。恩格斯还指出像萨克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可能用现存条件来解释住房短缺现象，于是就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人的原罪及无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蒲鲁东主义者、萨克斯用所谓客观存在的“永恒公平”、“法的关系”、“道德”、“无知”来解释住房短缺现象，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再次，恩格斯认为只能用经济学规律来解读住宅问题这一商品经济现象。恩格斯还具体地从商品的供求关系、劳动量计算的角度，运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劳动力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理论等经济学规律来分析与揭示租金的本质，探寻住宅的价高量少、住宅的短缺与租金高的原因。他指出房屋的租金也就是地产的价格是按照商品买卖的规律来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的供求状况。”[1]253254

　　2. 恩格斯指出人们的住房理想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的住房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当机器被采用，手工劳动产品的价格随机器产品来定价后，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的工资就降低了，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必须抛弃已有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到大城市流浪另找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来。伴随着工人生存方式的变化，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改变了，工人已经认识到占有房屋和园圃已经远不及那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流动生活有价值了，因为在机器被广泛使用的条件下，还采取手工劳动方式就会亏本，甚至饿死。他还认为工人也不会感谢提供住房的“仁爱”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家提供的住房价格高，且使得工人不敢罢工。

　　（二）恩格斯始终用辩证法方法来分析住宅现象 　　1.格斯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现代大工业社会，认为现代大工业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蒲鲁东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蒲鲁东希望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恩格斯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把历史的车轮倒退。“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1]263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其产品更有竞争力，机器工业打败了手工业；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不愿接受低工资，纷纷前往大城市的机器工厂里找工作，在机器工业条件下，工人拥有田地、园圃和小宅子反而是一种束缚，不便于因工厂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而迁徙，工人是不愿意回到拥有私产但从事手工劳动的境遇；由于生产效率高，大农业也打败了小农业。这就说明现代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它提高了劳动效率，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解放了人的体力。因此，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再倒退到手工劳动条件下的温情脉脉田园诗般的社会。

　　2. 恩格斯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工业化和住宅现象。

　　首先，恩格斯认为要辩证地看待工业化及工人因工业化、城市化失去农村的家园，在城市居无定所且居住环境恶劣、孳生病毒、疾病流行等现象。他认为工人因大工业失去农村的家园，即使拥挤在城市十分肮脏的环境中，也还是社会和工人境况的两大进步。就社会来说，现代大工业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258也就是说，大工业提高了劳动效率，解放了人的体力，使人获得闲暇并能够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社会因而得以向前发展。

　　而就工人的境况来看，工业化中工人失去的是枷锁，获得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小生产条件下的工人“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1]256257。

　　恩格斯认为蒲鲁东主义者缺乏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对其中不好的一面夸大其词，以偏概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思维方式是十分有害的：第一，由于否定事物本身的矛盾性，蒲鲁东只看到了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不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工人由此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社会增加了上千倍的生产力的好的一面，于是就认为大工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退步，是一件极其可恶、不该发生的事情，蒲鲁东就因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第二，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极端表现还在于“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1]259；第三，按蒲鲁东的思想来行动，必将导致世界的毁灭。“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1]259

　　其次，恩格斯主张抓根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能透过住房现象看到住房的本质。恩格斯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住房现象所处的矛盾体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住宅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次要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它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城乡对立的矛盾，要解决工人住宅的问题，要紧的是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大城市，而根本不是去采取什么措施让工人获得自己所住住房的所有权，更不是想办法让工人买得起小宅子。恩格斯论证到“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1]283“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1]307

　　（三）恩格斯始终运用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来分析住宅现象

　　1. 恩格斯指出，萨克斯希望通过政府制定建筑法、工人住宅法、防止流行病法律等来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改善工人的境遇的愿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萨克斯认为解决工人住房问题要借助于国家帮助，并提出国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通过立法降低房价；第二，加强监督，改善住房；第三，采取多种措施给下级官吏和职员建房。

　　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永远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去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法律是不可能实施的。恩格斯通过考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逐一证明了这点，从而驳斥了萨克斯提出的方案，指出其不可能达到改善工人住房的目的。

　　针对第一点，恩格斯反驳道：国家颁布建筑法，要降低价格，建筑商就会想方设法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从而导致住房质量降低。以致“现在英国的建筑费用已经便宜到这样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跑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1]296。针对第二点，恩格斯反驳道：“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1]297。这是因为：第一，大量的事实表明城市的管理者和执法者不外是那些倒塌房屋的房主的代言人；第二，如果这些城市当局去严格执法，这些拥有和能控制选票的房主们就不会投这些人的票；第三，城市当局者自己就有极大的贪心，他们总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并牟取家族利益。 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城市的执政者为了继续掌权，牟取私利，他们不得不放弃执法，于是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政府制定的法律如果真正实行下去，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受工人控制，一是政府受工人的威逼。针对第三点，恩格斯反驳道：政府按公共工程等方式贷款等形式给下级官吏和职员盖房终究是“杯水车薪”和“沧海一粟”。 　　2. 恩格斯利用国家政权理论说明，资产阶级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一切方案的最终目的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首先，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职能最终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继续存在。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所谓的让无产阶级由“无财产阶级”上升为“有财产阶级”以及通过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均是出于这一目的，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行动。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是霍乱、斑疹、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传播到资本家的居住地，威胁到资产阶级自身生命的存在及资产阶级政府的存在，资本家是不会去关心工人的住房，并虚情假意地提出各种善意的方案的。

　　其次，恩格斯多次论证指出，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张发展家庭工业，让工人购买住房，拥有私宅是有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工人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1]281恩格斯在多重意义上论证了这一点。第一，因为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资本家就可以降低工人的工资，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1]247。第二，工厂主帮工人得到住房是一石三鸟，即通过建房投资获利，解决工人对住房的必要需求，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第三，有时资本家是被迫为工人修建住房的。在一些偏僻的水电厂、煤矿、铁矿，没有现成的工人住房，不修建住房，工厂就无法开工，资本家就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工厂主就不得不为工人修建住房。第四，给工人修建住房，资本家既是工人的雇主又是房主，这就会对工人罢工施加压力，工人不敢轻易罢工，因为如果罢工，就会失去住房，这对资本家更为有利。“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冶炼厂主就从实践中得知，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罢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1]288第五，市中心的旧住房被大量地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给资本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1]252总之，在恩格斯看来，资本家要帮工人修建住宅，让工人买得起住宅不外是增加了一条欺骗工人的手段而已。“他（指萨克斯――作者注）企图给他们（指资产阶级――作者注）指出一条欺骗工人的新路”[1]289，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3. 恩格斯认为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会真正地想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的。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角度论证了资产阶级不会彻底地去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恩格斯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工人的住宅问题，要真正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就得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灭资本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资产阶级政府是不会真心解决工人住房的。

　　恩格斯还举了如下例子予以证明：第一，在法国、德国这些大工业起步比较晚的国家里，只有巨型的冶炼厂和制造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下决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数农村厂主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赶到工厂，晚上再步行赶回家。”[1]289“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指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作者注），都同样是小气的吝啬鬼。”[1]289第二，恩格斯还通过分析德国所得的几十亿的赔款的用途，得出资产阶级政府是不会真正地帮助工人解决住房问题的结论。“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曾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相反，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做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的赔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挥霍殆尽……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1]302

　　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住房问题的分析带给我们的启示

　　恩格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具体的住宅问题，揭示了住宅问题背后深藏着的社会矛盾和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中国的诸种社会现象及矛盾具有重大启示。

　　（一）在认识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恩格斯看来，普鲁东及萨克斯在住房问题上之所以得出虚妄的、荒缪的结论，就在于他们认识住房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所谓的“永恒公平”、“法的关系”、“道德”、“无知”出发来思考的，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实际出发从现实的德国社会历史出发。今天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首先就要找到认识问题的正确方式，这就是像恩格斯那样摒弃从思想到感觉的先验论认识世界的方式，坚守从物到感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要将其落实到对社会问题与现象的认识与分析之中，落实到解决问题的实践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一要尊重客观规律。当前社会改革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我们尤其要重视从事实出发寻找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要按经济规律来处理，文化问题要按文化发展的规律来解决，民生问题要按照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综合分析，辩证处置。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如果不尊重客观规律，就会想当然、自以为是，就会从人的道德理性、绝对权力等等主客观精神出发，找不到事物的本质所在、规律所在，就会远离真理。

　　二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从思想、精神、观念出发，它容易使我们脱离实际，远离客观规律，背离真理，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重在实践，在于把思想路线贯彻到对每一个事物的认识上。要坚决反对搞理论、实践两张皮，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弄懂了、口头上承认了，就要在实践中坚持它，落实它，不背离它。 　　（二）要辩证看待我国改革开放的得失，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

　　首先，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进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恩格斯认为大工业提高了劳动效率、减轻了人的体力、使人摆脱土地的束缚、使人获得闲暇、使人的精神和肉体都获得了自由，因此，恩格斯认为工人进入城市到工厂中来劳动，虽然居无定所且环境恶劣、疾病丛生，但这对于社会和工人来说依然是一种进步，大工业所造成的状态并不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其整个社会依然是一个向前发展的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政治上出现部分官员权力寻租、贪污腐化且局部情势有愈演愈烈之势；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产安全隐患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教育乱收费、看病难、蜗居蚁居、就业难等等问题。以至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和观点，有部分人认为还是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好，希望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为此，我们应正确看待和分析以上问题。

　　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看成是在发展进程的更高层次的问题，要认识到整个社会是大大向前发展了的。尽管今天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要看到社会发展的主流是进步而不是停滞和退步。不能用当前局部出现的问题来否定社会的进步，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更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那种希望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想法是不正视现实的虚妄的想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会上所讲的，“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道路是党的生命……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

　　其次，要未雨绸缪，把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恩格斯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工人失去农村的家园、在城市居无定所且居住环境恶劣、疾病流行，这是坏的方面，但大工业得到了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好的方面。这两种相互矛盾着的双方相互依存着。大工业中，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好的方面，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坏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对待我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只接受它带来的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等好的方面，而不正视不接受它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像恩格斯那样把这些问题看成是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而不能把它看成是不该出现的现象。当然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程度地加以解决，使它不至于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羁绊与痼疾。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去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才能避免只停留在对问题的抱怨阶段，才能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纵深。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我们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举重若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鲜明地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这正是我党在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全面评估后作出的英明决策。

　　（三）要加强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避免权贵特权阶层主宰社会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旗易帜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认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能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才能被选为政府的官员，不能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就不可能被选为官员；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利益的法律法规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不利于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就得不到执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关系提醒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主体勾结政府官员牟取私利及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便易于产生权贵特权阶层，那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对此应高度警惕，要积极采取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防患于未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有其客观必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到“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由此可见，资本冒险及追逐利润的本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刻刻要引导和防范的课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实行以减少行政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政府官员都纷纷下海经商，自谋生路，政府机关贪腐现象很少。然而，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土地财政使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有钱，政府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社会贪腐现象也越演越烈，而且有扩大之势。毫无疑问，我们的政府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政府的反腐利剑始终高悬，但在我们社会中依然出现一些令人发指的贪腐现象，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房地产商与政府关系的状况依然会在当代重演，这不得不让我们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中要始终保持自己政党的性质，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坚决反腐防腐，十分重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讲到“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3]胡锦涛同志的告诫决不是危言耸听。前苏联的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共不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是演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前车之鉴。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种共识如能转化为行动，导致的改革将是一种自觉的革命，我们相信这场自觉的革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始终以其为思想武器，以指导我们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因此，有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历史领域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这一领域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当前，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自觉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4]的观点和立场，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