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政策应对刍探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近日，美国和欧洲相继被曝债务问题：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余额触及了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而美国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分歧，参众两院在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激烈辩论后，于8月2日最后期限达成一致，随后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展望为负面。与此同时，受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拖累的欧洲其他国家也陷入危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纷纷预报预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欧元大幅下跌，股市重挫。至此，新一轮“债务冲击波”开始蔓延。这是继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又一轮挑战，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是各大经济体关注的问题，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是挑战?是机遇?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文章将――探讨。
一、欧美债务问题的现状和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现状和影响
美国面对高达14万亿的国家债务总量，相关学者一度担心美债评级下调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主要理由是美国市场利率会大幅攀升，进而提高全球及美国的借贷成本，再度将实体经济推向衰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表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借新债还旧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美国支出和收入的缺口越来越大，未来经济前途渺茫”；美国诺奖经济学家Krugman表示美国国债在“保守估计”的情况下将下跌20个百分点。而在2008年8月8日，降级事件发生仅3天的时间，美债不仅未跌，反而逆势而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2.33％，为2009年1月以来最低价格；次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又下探至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2.04％，2年、3年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下调。美债的逆势大涨，让之前唱衰的所有言论都显得有点站不住脚。
事实上，1981年至今，美国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保持了30年的低收益率，2004年美联储为了控制国内通胀两年内曾连续17次加息，可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未受其影响而一直走稳，个中原因主要在于美债长期以来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金融工具，目前美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债券占世界上AAA债券的55％，其中大部分是由国外政府和机构购买，尤其是中国、日本等与美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出口主导型国家，另外除美国债外，市场上能够选择的AAA级债券并不多，市场容量并不支持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各国央行将美债大量换持为其它资产。换言之，美国政府一旦发债，必然有买家，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结构的原因使大量抛售从而导致美债大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综上所述，由于美债收益率并未出现大幅上扬现象，国际金融市场也并未出现大量抛售美债的大手笔，美债上限问题对于美国本国经济冲击并不大，提高债务上限实质上是转嫁负担的一种方式，难怪俄罗斯总理普京指责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了。
(二)欧债危机的实质和影响
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希腊债务作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已经是“被公认的”无法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因为希腊完全缺乏偿债能力，其GDP估算为2.5％远低于偿债可能的GDP7.4％的增长，现在看来，若要强制性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唯有通过债务重组，削债率估计80％，折合1400亿欧元，相当于欧元区GDP的2％，不仅如此，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9％，远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上限，在欧盟各国中仅次于希腊的142.8％；西班牙也面临着被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数据显示，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9.2％。尽管西班牙政府正实施30年来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措施，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退休年龄和缩减裁员成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西班牙为防止债务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不够完整，其面临的债务风险相当巨大。东航国际金融分析师陈东海在《关于欧元区三种结局的猜想》中表示，欧元区入不敷出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导致的最终结局无非以下三种：欧元区解体；欧元区政治一体化：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这三种结局的任何一种出现，都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美欧债务问题比较
不难看出，美债和欧债问题两者的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债市场并未受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政府融资和企业融资门槛甚至降低，对于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复苏不存在阻碍作用，加之美国国内经济体作为国际产业链的最高端，使得美债债权人更不敢大量抛售美债；相反，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程度远超美国，希腊等国债务问题拖累了整个欧元区经济，而他们几乎不可能将危机转嫁出欧元区，欧元大幅贬值造成的市场预期导致欧债危机只能“内部消化”。所以，美国GDP涨速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最大可能是没有走出2008年次贷危机的阴影，而欧债危机是真正的危机。
美国凭借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灵活的转嫁危机工具，相信短期内主权信用问题不会让其丧失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欧洲作为世界经济“另一极”，遭受债务危机影响巨大，欧元区经济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欧债和欧元短期内丧失“美债”替代品地位。中国必须为美欧债危机所启发，加速经济转型，以主导亚洲市场为短期战略目标，长期内挑战和机遇并存。
二、美欧问题背景下中国政策应对刍探
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欧美经济低迷，中国的处境如何，出路何方呢?世界银行副行长Otaviano Canuto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表示，全球增长引擎正在发生转换，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各种转型机遇和挑战，他们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取得了高速增长，当全球经济放缓时，创造国内能力和机制才是出路。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截止6月末，目前持有外汇储备超3.2亿美元，其中美国债券超1.1亿美元，受到美债问题的影响，人民币逃不出“输入型通胀”的冲击，美元贬值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加上中国国内巨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外升内贬”已是现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发文表示，中国食品价格飞涨，央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高昂的资金使用成本必将导致实体经济减速，“滞涨”苗头不容忽视。
面对这种忧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产业链上游不景气，外汇资产面临贬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美欧债务危机是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延续，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倒逼压力。必须提升自身经济的自主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中国经济整体实力。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过程中，过分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必须改变，而转型期间，机遇与挑战并存。以下笔者就中国经济现存几个问题做出探讨：
(一)挤压资产泡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安全航道
以房地产泡沫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1873亿元，同比增长33.6％，远超过上半年GDP同比增长率9.6％，而商品房空置率过大，一线城市超过五成。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藤隆敏(2011)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警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比外表看起来严重。而且让他联想到1980年代的日本楼市。事实上，现今中国的形势是比当时的日本严重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日本低很多，而中国地方政府放贷能力更甚于日本政府，在次贷危机影响之下，很多制造业主营业务不景气便将投资转向房地产业，更是推高了地价，另外，来自国际的“热钱”更是火上浇油，导致房地产业一时间炙手可热。目前看来，中国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和“限购令”小有成效，一线城市楼市降温明显，二、三线城市房价仍在上涨，按此形势，政府应当加大监控力度，落实二、三线城市限购令，防止“热钱”由上涌下，同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打消房价上涨预期，从两头共同挤压房地产泡沫。
(二)调整出口结构是保持高速增长的必要战略
次贷危机导致美欧经济放缓，国际供求比例发生大量偏转，以往作为发达国家“加工厂”的中国意识到如果单一地靠美欧需求拉动国内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美欧经济收缩，很容易导致国内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调整出口结构被提高到战略地位。汪洋(2010)引用官方数据，并分析了我国2001至2010年出口商品结构，从文章实证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已有显著成效，单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大有摆脱“世界加工厂”阴影之势，不过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转型阶段的特殊战略需要，资源密集型和初级产品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出口的一大项；工业制成品相较美欧日产品仍缺乏核心竞争力；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45％以上。除了出口商品结构之外，出口对象结构的调整也十分重要。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今年1-7月外贸进出口情况中，中欧双边贸易总值3186.1亿美元，增长21.1％。同期，中美双边贸易总值2454.9亿美元，增长18.5％。此外，我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2020.9亿美元，增长25.5％。其中，我对东盟出口950.7亿美元，增长24％；自东盟进口1070.2亿美元，增长27％；对东盟贸易逆差119.5亿美元，扩大57.3％。在美国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找贸易替代，加大与欧盟、东盟的合作是中国出口的新方向。我们希望能够引进和学习欧洲制造业的高新技术工艺，使之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努力实现加工市场的转移，让东盟成为我们的加工厂，使中国经济在亚洲取得战略地位。
(三)产业链整合是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企业，特别是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制造企业，大都处在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成本上容易受制于原材料供应商，价格上又屈从于品牌销售商。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2008)在《产业链阴谋》中提出国际产业链“6+1”理论，“6”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等六个环节，“1”是纯粹的制造业。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每台ipad平均成本约为260美元，最低售价为4999美元，而苹果公司分给OEM厂商的代工费仅为11.2美元，仅占零售价的2％左右。受到美欧债务危机影响，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纯制造业的成本上升，OEM厂商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产品的OEM厂商甚至流向了劳动力资源更加廉价的国家，诸如越南、菲律宾、泰国都要在原本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分一杯羹。
中国若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产业链垂直整合是必由之路。台湾宏达电国际电子(HTC)原本只是一家代工商，身处产业链的最下游，可他们坚持利用盈余资金扩大业务范围，组建智能手机研发团队，并积极与谷歌公司合作开发，1997创立至2006年，HTC实现了自主品牌战略转型，整合品牌设计、生产制造到终端零售于一体，实现了产业链垂直整合。2011年一季度，HTC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17％，位于第二。中国大陆的企业比起台湾有着天生的优势，良好的硬件设施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能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大研发力度，配合政府政策支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品牌路线将不是难事。
(四)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稳定的最佳方式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走得并不均衡，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将扩大内需提高到战略高度是有必要的。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时寒冰(2011)在《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中表示，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只有走民富路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笔者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其实是中国式快速增长的必然产物，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有赖于政府财政支持，这两者必须加快完善步伐但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此之外，城市投资途径单一也是民富问题的重点，但是这必须基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暂不展开讨论。而农村收入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民人口占人口总比60％以上，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农民内需问题是关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文章很多，可大多从农村基础建设、农民保障建设和农民教育问题的方面展开研究。笔者认为城乡环境不同，仅仅解决以上三点不足以从根本上“还富于农”，解决农民腰包问题，优化销售渠道才是关键。相关调查人员在对广东省某地市场调查发现。当地菜市场卖出的奶白菜价格约为1.2元／斤，超市约为1.8元／斤，酒楼约为5.0元／斤，工厂约为1.5元／斤。而经过这种销售途径中的种种损耗以及中间商(二道贩、三道贩等)从中攫取一部分的利润，1斤奶白菜从农民手中买出去只能卖到0.2元左右。1斤奶白菜从农民手中到菜贩可以“增值”1元／斤，“增值率”达500％，这样的市场行为存在高效用么?我们的菜市场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中间过程”呢?日本农产品市场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日本农民首先受惠于各种法律诸如《土地改良法》等的保护，保障了耕地不受商用；其次，由于农业现代化，机械代替手工，使得劳作时间大大缩短；再次，农产品由日本农协协助配送。日本农协在生产指导、农产品销售、订单配送、信用合作以及农民福利方面给农民提供帮助，日本的苹果甚至可以在成熟之时由农民贴上条形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果实将配送何方。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采取如下措施优化农民的销售渠道： 第一、法律保护和约束。依法保护耕地不商用，保障农民对自有土地申诉权，组建农协组织，法律约束农协不以盈利为目的，保障农民对管理人员的选举权。
第二、政策支持。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切实解决农村基础建设、农民保障建设和农民教育问题，稳抓三个方面不放手。并扶持农村信用合作事业。
第三、人才引进和培养。引进或培养农村工作人才，如大学生村官，积极鼓励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踊跃参加农协，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只有帮助农民优化生产和销售环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全民收入问题，进而扩大内需。
(五)优化监管是经济协调发展的强大基石
在美欧债务发生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饱受质疑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面临机遇和挑战。与西方相比，我国政府有较强的行政执行力，使得中国经济在国家合理干预之下又快又稳地发展着。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必须优化监管，以适应转型期的政策需求。以下笔者主要从外汇多元化考量、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和地方债务约束三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美债“绑架”中国外储，必须进行多元化考量。美债虽然没有在后危机时代如一些人预期大幅下跌。甚至按照目前美债收益率，中国外汇账面上还会有所“盈余”。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外储被调回并会兑人民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汇兑面实际变化，而目前我国外储没有大规模调回的必要。”表面上看来我国的外储并不存在任何亏损，可这只会是短期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前司长、前中国驻IMF执行董事长张之骧说，关键是美债用新债还旧债，结构性债务危机无法消除，若长期经济靠印钞票维持，届时将没人使用美钞了。现实的问题是，美债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头，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品，而且由于其他低风险投资品或多或少存在关联性问题，简单的分散投资未必能达到避险的效果。针对该问题，中央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汇过多，即存量上，下决心增加进口，保持进口速度增长超过出口增长，减少顺差；增量方面可考量投资策略，比如适当增持日债、欧债等其他债券。看来，加快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加速产业链升级才能从源头将中国“解套”；
第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考量。今年7月末，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31个省(区、市)上半年GDP总和约为22.7万亿元，超出国家统计局数据约2万多亿元，除京、沪外，29个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全国9.6％的水平。相关人士称，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核算GDP综合都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而且差额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经济之声编辑刘霖聪说，GDP各省总和再现1+1>2，差异过大干扰决策，影响权威。相关官员和专家对此的解释是，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而GDP作为现代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数据，一点点误差就有可能“误国误民”，所以笔者认为，要加大考核严谨性，设定误差率上限，对考核部门和机构定期进行资格审查，加大监管力度，对有意虚报的地方政府或个人以行政处罚，同时多样化考核方式，不单以GDP增长论政绩。只有不断考量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才能保持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先进性，从而保证宏观调控政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第三，地方债务约束。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又叫城投公司。这些公司以地方政府信用作担保为地方投资建设做了一定贡献，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专家质疑，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同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形成多头举债，而银行对地方政府的总体负债和担保承诺情况根本不清楚，甚至地方政府对自己的融资平台的负债情况都不清楚，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郎咸平说，我们的贷款利率目前是6.8％，只能涨到7.5％，这就是央行为什么2010年开始到现在只有4次提高利率的原因。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是2.9万亿元，2011年可能只有去年的20％，还清这些债务的银行利息已经很悬，更不要提本金了。这就是地方债务危机，是我们真正担忧的问题。在人民币“外升内贬”的背景下，央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地方债务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担忧。事实上，我国已发生两起地方债务违约事件一云南公投违约和四川滇公路违约事件。对于地方债的约束，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