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中国经济获得了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式赶超”的结果也使得积累了30多年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日渐暴露。改革初期，资源稀缺，因此，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区和部门中去成了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式、非均衡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东部地区获得了率先发展，但突击一点、不计其余的做法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地区差异、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技术进步和要素流动逐步加快，集中式的资源配置方式日渐与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相悖，从国有企业改革到产业结构变迁，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从“温州模式”的确立到中小企业倒闭潮，中国平稳的改革路径上出现了一次次难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旧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增长要求，中国的经济迫切需要转型，因此，研究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经济转型问题自然成了本文的出发点。

　　此外，改革至今，中国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农村向城市，从国有到民营，从粗放式、低技术的低端产业结构向集约化、高技术的高级产业结构转变的四次经济与结构转型。图1中的利利安指数（Lilien’sIndex，NickellandJackman，2005）测算了1978―2010年间我国劳动力流动和结构变迁间的关系，其中的4个波动周期基本与前述的4个转型周期相吻合，①可见，中国资源（要素）配置状况的改变与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两个相辅助相成的过程，因此，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考虑资源误置因素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重新加以分解和测算，而本文也将在此种测算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资源错配是否影响了经济的长期产出和结构变迁？随着改革的深入，资源错配的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行业间和部门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如何？资源错配对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三次产业结构有何影响？资源误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如何？当前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与资源错配有何关系？若资源错配被纠正，则中国经济能带来多大的效率改善和产出增长？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当市场中存在市场势力、政府管制、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将受到限制，于是，这些阻碍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的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源误置成为常态，最明显和直接的表现就是部门间的要素回报率不再相等。对于资源配置影响经济效率的考察主要涉及早期和近期两类文献，前者如Syrquin（1986），TimmerandSzirmai（2000），PenederMichael（2003），刘伟、张辉（2008）等，他们的研究继承了Solow的分解测算方法；而对于近期中国的研究中，Brandtetal.（2012），HsiehandKlenow（2009），DollarandWei（2007），陈永伟、胡伟民（2011）等指出若消除资源误置，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两类研究中，前者忽视了资源错配的影响，而后者较少涉及产业部门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错配状况，且两者均未能从总体上把握资源错配、结构变迁和经济转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实用性。

　　二、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状况进行测算和分解，发现：①东部地区在第二、三产业上的资源错配状况较中西部地区严重，但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地区，长期来看，三个地区的配置效率稳步上升②对资源错配下的经济重新分解发现，从第6 轮经济周期（1976―1981）以来，我国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趋于改善态势，但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若消除所有错配年份的错配因素，则可使我国GDP 增长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综上，本文认为，减少资源误置、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应做好以下几项“加”、“减”法：

　　第一，增加并拓宽私有资本准入领域，减少部门和行业垄断。我国经济主体中，获利最丰的是大型国有、金融等垄断性企业（我国上市企业中，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到了50%；而全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利润仅为国有企业的1/7），这些企业所在领域往往是私有资本无法进入并涉足的，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变“与民（企）争利”的现状，就必须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允许各种资本在更多的行业中自由进出，切实做到“让利于民（企）”，活跃实体经济并优化私有和公共资本的配置结构。2008年以来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一方面说明我国必须加速推进企业减负，尽快改变公有和集体资本挤占私有资本生存空间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原有的私有资本配置模式正在面临挑战，需要进行全面转型，以优化资源在各行业和部门间的配置平衡。

　　第二，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减少要素流动障碍。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提高高端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劳动要素中的配置比例，促进劳动力由“量”向“质”转变，西部地区应发挥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最大作用，东部地区则要促成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结构型人口红利的转变，此外，应取消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制度、加强职业培训并搭建区域性劳动力公共服务平台，以减少部门间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障碍；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发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推进农村金融市场的试点，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在可控的前提下让私有资本涉足金融领域，可以“放、管、试”结合，在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重塑实体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的发展氛围，以激活民资，为稳增长促转型添动力，从而尽最大可能减少资本要素的流动障碍，达到劳动资本的最佳配置。

　　第三，加强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公共投入，减少制度障碍及区域分割，以统筹东西协调互动，促进资源在地区间配置平衡，短期内可以继续加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投入，以公共投资鼓励和带动资源西进，远期则应着力培育沿边、沿江和区域性经济增长极（要素集聚区），在承接产业和资源转移的基础上注重培养自我发展能力，以提高?^域内和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加强和鼓励创新创造，加速减少、替代并淘汰落后耗能产业，提供和搭建由政府牵头的技术信息共享平台，保护创新思想及其成果，在初期，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加速了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但长期来说，会降低经济主体的创新动力，不利于经济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因此，我们要建立起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设计好创新激励机制，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促进技术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应用，尽最大可能提高技术进步的净增长效应和实际技术进步水平，应以技术促转型，将技术进步真正作为转型升级的依托和支撑，减少结构增长效应在技术增长中的比例，彻底转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