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

来源：网络 时间：2022-03-19

　　作者简介：柴文华，男，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哲学史学史”，项目编号：09BZX032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16-10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它经历了前史、创立、马克思主义化和港台发展几个阶段。反思“中国哲学史学史”，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20世纪30年代前后，高校历史学 科中就有“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程，著名 的历史学家蒙文通等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著。“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那么与此相应，可不可以有“中国哲学史学史”呢？1983年，冯友兰在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再次印刷时所作的《新序》中说：“历史学是发展的，除了它所讲的历史之外，它本身也有一个历史，这就叫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有它的史学史。这部书……除了它所讲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之外，它本身又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史的一部史料。”[1]（新序P1）冯友兰还谈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说：“我希望它将来也能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史的一部史料。作为史料看，它不能代替这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二十世纪晚期中国社会的产物，而这部两卷本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产物。”[1]（新序P1）冯友兰在此肯定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存在，并希望他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史料。张岱年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中说：“‘哲学史’这门学问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于‘哲学史’这门学问的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可以称为‘哲学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历史也要有比较明确的认识。”[2]（P129）张岱年也认为存在着“哲学史学史”并指出了其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学史”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站在世纪之交的交汇点上，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张岱年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四部书影响较大：第一本是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二本是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后来改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本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本是我写的《中国哲学大纲》。”[3]这是就社会影响的角度立论的，但显然是不周全的。

　　刘文英指出：“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哲学史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史和子学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凸显出中国哲学史的特殊对象和特殊性质。百年来，中国哲学史伴随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它始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新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优秀传统将在中国现代化中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同时将广泛地、深入地走向世界，而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智慧的重要资源。”[4]

　　周桂钿指出：“在这100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头20年，基本上保持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模式。第二阶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出版，标志着用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第三阶段，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标志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开始。第四阶段，开始改革以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百花齐放，硕果累累。”[5]

　　其他如臧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百年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李宗桂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下）》（《学术界》2002年第2期）、张祥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张耀南的《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乔清举的《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若干思考》（《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等，都探讨了相关的主题。

　　近年来，田文军发表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等论文，还著有《萧?S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三联书店2011年版），从个案角度广泛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重要内容。

　　笔者也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哲学研究》1992年第9期）、《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动态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海阔天空各自飞”：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管窥》（《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中国学术史方法论论纲》（《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学科 的诞生是20世纪10年代的事情，但却 经过了古代的长期孕育，古代的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前史”。

　　（一）先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诞生时期

　　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著作《庄子?天下篇》，概述并评判了当时的学术思想，提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的论断，概括了儒家“六经”各自的特征。《庄子?天下篇》所涉及的人物有墨翟、禽滑?、相里勤、苦获、已齿、邓陵子、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等，分析有独到之处，评论也较为公正，如“墨翟禽滑?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认为他们反对奢侈的立意是对的，但强调过头就不对了，这是用两点论的视域评判学者的学术思想。

　　《荀子?非十二子》的主要理论倾向是“非”，即批判十二子的种种错误与弊端，涉及的人物有它嚣、魏牟、陈仲、史鱼酋、墨翟、宋?、慎道、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但也承认他们的学说“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推崇舜禹之治，孔子、子弓之学。

　　《韩非子?显学篇》站在法家的立场，认为儒墨显学为“愚诬之学”，但也动态展示了儒墨两家的后来发展，认为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子之后，墨家分为三派。

　　（二）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重要发展时期

　　《史记》中设有《儒林传》等，重点记叙的还是先秦的学术人物、派别及其学说。《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易学流传至汉的过程，在谈到商瞿时说：“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 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史记》的《儒林传》无疑是最早的儒学史，为后代正史中的《儒林传》开了先河。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学术史名篇还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它对先秦六家的学术宗旨进行了概括和品评，具有推崇道家学说的思想倾向。《论六家要旨》采用的主要是两点论的价值评判方法，在指出研究对象短处的同时也肯定其长。如云：“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认为阴阳家之短在于禁忌避讳多，使人拘束畏惧，其长在于揭示了四季运行秩序的道理，即“天道之大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指出儒家之短在于皓首穷经，虽广博但不得要领，虽勤劳但少见功效，其长在于规范了人伦秩序。“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认为墨家之短在于俭而过，生活粗鄙，丧礼体现不出等级差别，其长在于强本节用，这是人丰家富之道。“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认为名家之短在于太注重名词概念，论说云山雾罩，丢失了常理和真实性，其长在于探讨了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并注重验证。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认为法家之短在于严酷刻薄，泯灭了人伦恩爱，其长在于主张主尊臣卑，明确各自的职分，不得相互逾越。《论六家要旨》的辩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贯彻到底，它对道家的评价是单面的褒扬。“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认为道家能够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于大道，它是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精华的吸收，并且能够与时俱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宜，主旨精练而容易操作，用力不多而功效不小，等等。

　　《史记》之后，班固的《汉书》是汉代断代史的典范，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意义。与《史记》不同，《汉书》具有明确的推崇儒学的思想倾向，并在《七略》的基础上创立《艺文志》，著录历朝历代历史文献，开创了后代正史中另一种范例。

　　（三）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繁荣时期

　　从魏晋到隋唐时期，出现了不少佛教史籍，其中有僧人传记，如《高僧传》、《续高僧传》等；有记载宗史的，如《宝林传》、《楞伽师资记》等。禅宗史籍在宋代得到了发展，北宋有著名的“三灯”：《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有著名的“二灯”：《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这些灯录体史籍既记载了佛教及其学说源流，又对儒家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14卷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叙述中心，上起周敦颐，下至尹?l，共计49人，勾画出二程学术的承传源流。周汝登18卷的《圣学宗传》“一方面取径《伊洛渊源录》……另一方面，著者则以‘蠡测’为目，附于所辑论学语后，借以评判学术是非，抒发一己之见……显示了著者的学术倾向”[6]（P56-57）。孙奇逢26卷的《理学宗传》是一部以记载理学宗师和弟子为主兼及其他朝代某些大儒的学术史著作，涉及170位学者。除此之外，还有《宋元学案》、《理学备考》、《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

　　宋元明清时期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史方法论方面的代表作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儒学案》学术史思想、学术史方法论的要点有四。首先，强调学术宗旨的重要性：“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儒学案?发凡》）学术宗旨是一个人学问的支撑点，也是学习者或研究者的入门路径。如果讲学的人没有宗旨，就会有网无纲；学习者或研究者把握不到宗旨，就会陷入迷惘和困顿。这个学术宗旨实际就是逻辑主线，它是学问之网的中心，恰似繁茂枝叶的树干，神经系统的中枢。无论对于学术体系的建构者还是学习研究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显然是一种抓主要矛盾的辩证的学术史思想。其次，注重学派、学说的动态发展。学术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不可能是固态的，而是处在一种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学派如此，学者也是如此，《明儒学案》正是立足于这种辩证智慧，对学派和学者进行了动态考察和描述。比如他对王阳明心路历程的描述就是非常生动具体的，认为“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认为王阳明早年“摸着石头过河”，在词章、朱子学、佛老之间徘徊，变化三次才找到门径。“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学成之后又有三变才日益成熟。这种动态法使人“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7]（P45）。能够生动具体展示出一个学者的心路历程。再次，强调个人的创见：“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在此特别反对拾人牙慧的炒陈饭或依傍别人，主张揭我之须眉，发我之肺腑，这些见解可能不够成熟，可能存在矛盾，但是弥足珍贵。这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依然富有启发，学问的价值和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原创性，我们书写哲学史，选裁的标准之一也是研究对象的创建。最后，坚持两点论的评判原则。《明儒学案?莫晋序》云：“黄梨洲先生《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t如指掌。……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个“是非互见，得失两存”即是两点论的评判方法，它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评判方法。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因此作为研究者和评判者必须既能看到其长，也能看到其短，这才是比较公正的评判。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的学术史著作涉及不少学术史思想和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包含许多合理元素，如注重史料分析、动态把握、突出宗旨、提倡创见、辩证评判等，但也具有朴素性、自在性等局限，还构不成“中国哲学史学史”自身，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萌芽形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史” 的出现和展开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 创立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

　　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0―30年代，但却经历了近代的过渡阶段。王国维是较早具有现代哲学理念的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对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传统哲学概念等做了研究，可惜未能形成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陈黻宸是在北京大学最早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人，并著有《诸子哲学》、《中国哲学史》，但由于他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不足，其《中国哲学史》也主要是上古思想史，总体上没有跳出传统学术史的范围，在当时的影响也有限。

　　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对这部著作的历史定位，学界存有争议。如果从文本出发，这部著作虽然有传统的印记，但包含着突破传统经学方法运用现代哲学理念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倾向。谢无量是通过哲学与科学的比较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考察来理解哲学的。他认为哲学是“大知”，是“全备之学”；科学是“小知”，是“偏备之学”。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些学科相继独立，但科学的基本原理是来源于哲学的。换句话说，哲学是科学的基础。[8]（P2）谢无量认为，虽然哲学产生的地域有差别，但所探讨的问题大体相同，可以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类。而哲学史的任务就是描述哲学发展演化的过程和趋势，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解读和阐释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对各种思想的异同进行考察。基于对哲学和哲学史的上述理解，谢无量重点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本体论、宇宙论、伦理学思想等作了考察，也涉及诸多认识论、政治思想。总体来说，“首先，谢无量对哲学的分类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分类模式，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分类思路近同；其次，谢无量运用了许多西方哲学语言或概念来描述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再次，谢无量已经初步具备了中西哲学的比较意识”[9]。因此，我们应当肯定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谢无量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还较为宽泛和肤浅，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用现代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对于胡适这本书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过程中的地位，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本书出版时，蔡元培为其作序，称赞胡适有“汉学”的遗传性，对西方哲学也很有心得，又“心灵手敏”，有充分的基础和条件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10]（P1-2）蔡元培认为，这本书的特长主要是“证明的方法”，“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平等的眼光”，“各有各的长，各有各的短，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系统的研究”，显现出各家学说“递次演进的脉络”。[10]（P1）胡适对哲学和哲学史有明确的认识，把哲学界定为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学问，包含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六个方面。而哲学史就是根据年代和学派记叙历史上哲学家各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解决方法。胡适是一个非常重视方法的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提出了“怀疑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等，把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哲学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融为一体，提炼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箴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把“历史的态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开创了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例，标志着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真正独立。胡适认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而要达到上述三个目的，还要整理史料，即原料和副料。谈到审定史料的方法时，胡适特别强调了“证据”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对科学方法、逻辑方法的强调。胡适指出，研究哲学史的证据即是哲学史史料，大概分为五种：第一是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者的年代相符。第二是文字，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字是不同的，如果文字出现问题，就有作伪的嫌疑。第三是文体，这与文字是一个道理，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体。第四是思想，凡著书立说能成一家之言的人，他的思想总有系统脉络可寻，不至于有太大的矛盾之处。以上四个方面可以叫作内证。第五是旁证。因为前四种都是从本书里找出来的，而从别的书中找出来的证据就是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不亚于内证。[10]（P20-22）总之，胡适关于哲学史目的“明变”、“求因”、“评判”的论述，是“历史的态度”的具体运用。因此，胡适的哲学史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但同时胡适也重视证明等科学方法、逻辑方法，体现出鲜明的科学精神，代表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自觉化、现代化时代的到来。

　　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中国第一部运用现代方法书写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自觉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从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方面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从而制作出中国哲学史这件新衣。冯友兰作为一个专业哲学家，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更注重历史上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这一点与胡适侧重史料的考证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冯友兰依据考证，把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并对儒家哲学多有肯定，这与胡适把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第一人，更重视墨家、名家的学说又有不同。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研究的内容涵盖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哲学，这与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而收笔于古代也有区别。当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与胡适也有不少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对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的重视。冯友兰把历史分为两类：一类是信史、客观的历史，一类是人写的历史。信史只有一个，人写的历史有多个。哲学史也是一样，有客观的哲学史，有人写的哲学史。客观的哲学史只有一个，人写的哲学史可以有多个。由于历史和哲学史年代的遥远、历史家和哲学史家的主观性、人文领域假设的不可验证性，从而使得人写的历史和哲学史很难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和哲学史。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家和哲学史家并不能听之任之，而是要尽心地写出信史，以最大的努力去接近客观的历史和哲学史，而人写的历史和哲学史，它们价值的大小也是依赖于它们符合客观的历史和哲学史的程度。这反映出冯友兰既看到了历史和哲学史模型和原型之间的距离，同时主张忠实于信史的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冯友兰进一步指出，哲学史的写作应该“知人论世”，因为精神文明是由物质文明决定的，有某种物质文明就有某种精神文明，所以哲学史的书写一定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子学时代哲学为什么那么发达，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界特别自由、特别活跃，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是一个大变动的过渡时代，也就是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冯友兰这种“知人论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有相同之处，也反映出冯友兰早年受到过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并尝试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一样，冯友兰也主张用科学方法、逻辑方法研究哲学，书写哲学史。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方法即是科学方法，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研究哲学、书写哲学史，都是要建立一种理论，也就是成立道理，所以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离不开逻辑。研究哲学、书写哲学史有一个使用逻辑的水平高低问题，但不存在使不使用逻辑的问题。后来冯友兰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他“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构虽然终于“负的方法”，但主要使用的是“正的方法”，这也反映出冯友兰对科学方法、逻辑方法的一贯重视。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该书1937年即完成了初稿，1943年印为讲义，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从该书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主要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如张岱年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11]（P17-18）该书系统探讨了中国哲学范畴的提出、演变以及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该书探讨的中国哲学范畴非常丰富，有“道”、“气”、“太极”、“阴阳”、“五行”、“变易”、“反复”、“两一”、“大化”、“始终”、“有无”、“坚白”、“同异”、“天人”、“性”、“善恶”、“心”、“仁”、“兼爱”、“无为”、“有为”、“诚”、“明心”、“践形”、“义利”、“命”、“非命”、“兼独”、“自然”、“人为”、“损益”、“动静”、“理欲”、“情”、“无情”、“不朽”、“致知”、“名辩”等等。

　　不难看出，用西方哲学作为诠释框架研究中国哲学肇始于谢无量，而大成于胡适和冯友兰，包括张岱年。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西释中”模式，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有削足适履的偏颇，但在当时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标志着人们摆脱了经学思维方式的束缚，把哲学史从一般的学术史当中剥离出来，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自立于学术之林，开创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自觉时代。

　　此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时期，钟泰1929年出版有《中国哲学史》，坚持“以中释中”；范寿康1937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通论》，开了“以马释中”的先河。[9]这些都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增添了光彩。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 会、历史、思想史、哲学史肇始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人为代表，也包括冯友兰、范寿康等人，但真正形成规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大陆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化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S父等。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只有一个，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冯友兰虽然对自己的“新理学”作过反省，但没有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则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中国哲学史现代化阶段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一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之一的冯友兰。[12]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冯友兰在已届高龄、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陆续完成了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的愿望。毫无疑问，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冯友兰强调不依傍别人，要有“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学术自主精神，具有“回归自我”的意味。如他把“仇必和而解”看作客观辩证法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分析。又如他在第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说：“真正哲学的性质，如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最哲学的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科学则是对实际有所肯定。”[13]（P236）他赞赏金岳霖“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认为哲学所谓“宇宙”是一个概念，也就是“大全”，“大全”是受用的，它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把自己从“我”这个洞穴中解放出来，等等[13]（P240-241）。但整体而言，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参照系统和评价尺度来书写的，运用了对子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辩证分析等方法，即使是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也有这方面的明显印记。该书的分析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中国现代革命的民主主义两分法，如该书第一节《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的分析，又如《总结》中谈到“内圣外王之道”时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13]（P248），等等，都反映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一些主要特征，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中国哲学史学史”的代表作之一。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因为他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并尝试用历史唯物论的一些观点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是他转变的自身根芽。冯友兰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一方面有深刻之处，另一方面也有那个时代机械化的代征。但透过表层人们不难发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浓郁的哲学韵味、深邃的历史透视、细密的文献分析、立体的逻辑美感，对每一位哲学家哲学思想的解读都有独到之处，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岱年在《张岱年全集》的《自序》中说过：“我信持唯物论、赞同辩证法的基本态度是始终不变的。”[14]（自序P4）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基础上，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参照和评价系统，广泛研究了中国哲学史的众多领域，出版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中国哲学史学史”的重要代表。张岱年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是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因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撰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总结了周秦至明清中国唯物主义思想萌芽、成长以及达到高峰的发展历程，涉及从孔子到李?b等数十位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张岱年强调：“要明确肯定中国自周秦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内容，充分认识其历史的价值。”[2]（P103）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在研究生中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程，张岱年把他的讲稿整理出版，名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这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领域的较早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该书在界定“哲学”和“哲学史”的基础上，探讨了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整理史料的方法以及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领域，冯友兰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出版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认为这是一本开创性著作，而他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凡》“详略取舍，与冯先生的书不尽相同，但是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2]（P269）。他指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作为真实史料的价值。”[2]（P273）该书分八章探讨了从先秦一直到孙中山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中国传统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伦理型”的，所以伦理思想非常发达，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非常必要和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张岱年也应邀撰写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该书的特色类似于《中国哲学大纲》，可以看作一部中国伦理问题史，它不是以人物或历史时间顺序而是以各种问题为主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涉及人性、仁爱、义利、理欲、纲常、意志自由、天人关系、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问题。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张岱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参照系统和评价尺度，对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做了广泛的研究，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书写进入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主化或多元化的时期，人们在反思“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诠释框架的同时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主张自话自说，用思想史、观念史涵化哲学史等。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肯定是多维度和多样态的，而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哲学人类学的视域，就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生态伦理学的视域，就没有中国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因此，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可能会产生贴标签、牵强附会等一系列问题，但也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无疑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所无法绕开的。”[17]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史学史”还会增加更为丰富的内容。